现代文学中有不少名著被改编成电影搬上屏幕，在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同时，也扩大了名著自身的影响力。文学与电影在此实现了良性互动。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同样被改编成电影，并且是反复改编。 《边城》首次成功改编为电影的时间是1953年。这一年，香港永华影业公司的导演严俊根据《边城》拍摄了电影《翠翠》，并邀请了当时的著名影后林黛出演女主角。影片在原作情节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动。譬如，片中侧重渲染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翠翠不再是小说中那个情感朦朦胧胧的含羞少女，摇身一变成了大胆追求爱情的成熟女子；为了凸显故事的诗意氛围，加入了较多插曲，如《热烘烘的太阳》《月下山歌》《不讲理的姑娘》《你真美》等。影片颇受当时观众的喜爱。作为原作者，沈从文却对该片极为失望，认为片中“尽管女主角是当时第一等名角，处理方法不对头，所以由我从照片看来，只觉得十分好笑。从扮相看，年纪大了些。主要错误是看不懂作品，把人物景色全安排错了。”① 二十多年后，海外兴起的“沈从文热”波及国内，沈从文文学作品的价值逐渐被世人认可。在此情境下，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徐昌霖于“文革”结束不久，便抢先提出改编《边城》，但因改编意见未能与沈从文达成一致，导致后者无法认同电影剧本。因此，“文革”后《边城》的初次改编以失败告终。 198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凌子风再次提出将《边城》改编为同名电影，并尽可能忠于原作，他得到了沈从文的大力支持。沈从文本人还亲自审阅了电影剧本，并写下了不少建议②。不久，《边城》又被搬上屏幕，广受好评。 从以上对《边城》改编简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颇为独特的现象，即沈从文对改编的频频“介入”——从最初对影片《翠翠》的臧否，到“文革”后拒与观点不合的改编者合作，再到亲自审阅《边城》剧本提出拍摄建议。出于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兴趣，本文不拟在小说与电影文本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具体改编实践进行细致的把握，而是侧重研究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对《边城》改编的上述“介入”。具体而言，涵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沈从文的改编心态，改编设想，以及与其文学观念的内在关联。 一、复杂的改编心态 沈从文向来喜欢写信。煌煌三十二卷作品全集中，有书信集九卷。沈从文“文革”后的不少书信中言及电影改编，这为我们探究他的改编心态提供了较为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在1979年10月回复好友徐盈的信中，沈从文首提《边城》改编一事： ……得信，并转徐昌霖先生一信，谢谢厚意。你听来的传说，恐不可信。事实或许正好相反，不免心中深怀杞忧也…… 昌霖先生好意，拟为《边城》拍个电影，在上海方面看来，恐易出意外危险，也说不定。此事过些日子有机会见面时，再较详细来谈谈吧。从那边得来的消息，也可谓相当离奇，照朋友来信，不久前，我还居然被一个有权有势的什么长当作一个靶子，当着大几百文化人公开批评(附件看看即寄还)!……我所得于社会的，早已超过我应得的远甚。虚名过实，必易招致意外灾殃，不详之至。某某首长点名举例，正是一种必然反应。③ 信中言及的徐昌霖，时为资深电影导演。他一直想改编《边城》。“文革”后，也是他最先向沈从文提出改编设想。④不过，沈从文“心中深怀杞忧”，因当时“文革”虽已结束，但国内某些官员依然对他心存偏见。他不愿意此时过于招摇，认为“虚名过实，必易招致意外灾殃，不祥之至”。 两个多月后，沈从文致徐盈信中再次谈及《边城》改编： 转致徐昌霖先生信已见到。承昌霖先生厚意，拟把我四十五六年前早已过时旧作，试改成电影打算，好意可感。诚如你说的，如果能事先看看《湘西》中《常德的船》一章和《凤凰》一章，会得到些新的启发和理解。⑤ 从信中可以得知，沈从文此时的担忧有所好转。他已经默许了徐昌霖的改编，并颇为热心地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然而，好景不长，《边城》后来被有关部门审查时认为只宜当作“历史作品”看待，不赞同改编成电影。在此境遇中，沈从文认为不拍或许是幸事，表现出了一种乐天达观的精神。他在1980年4月致徐盈的信中写道： 徐昌霖来信，事不出所料，电影稿有搁浅可能。这其实倒也省事。因据说只宜当作“历史作品”看待，定下的历史作品已过多，势将继续砍去一些。若作为新的，则内中人物似过旧。……《边城》若拍演不成，是意中事，非意外也。我早就觉得“虚名过实，易致奇灾异祸”，卅年“韬光隐遁，与世无争”还不成，老兄或当为指点迷途，如何一来，不至于让人以为我还算什么“作家”就好。《边城》即能拍，而不拍，也许对我正是幸运。⑥ 除了当时不利的社会环境，沈从文更担心改编者误读原作，因为早有前科。前述的香港电影《翠翠》，虽有名角出演，但因导演根本未吃透小说文本，故影片与原作相去甚远。这一点招致了他的不满。 虽然，小说的电影改编本身意味着是以原作为基础的“再创作”，但如果加入过多莫须有的，乃至相悖的情节，影片将会同原作“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这无异于“买椟还珠”。“文革”后，《边城》的初次改编，“命运”可谓多舛——不仅要经受不利环境的考验，还因小说的“不合时宜”同样遭遇了“篡改”。前文已谈到，《边城》改编在最初审查时被拒。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提出要增加一些原文根本没有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情节。或许，在改编者看来，这是弥补原作“极端缺少思想性”缺陷的有力手段，但它完全背离了作家的创作本意。沈从文无法接受。在1981年10月致徐盈的信中，他写下如许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