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姐妹篇。早在1947年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丁玲就“得到了一些沦陷后桑干河一带护地队斗争的材料”，并以此为素材开始构思，准备来写“小说的第二部”①。该作计划宏大，本拟写80万字。她于1954年夏天起笔，但最终未能完稿。直到1978年3月，共写出24章，凡12万字，于1979年7月在《清明》创刊号上发表。该作开始创作后不久，丁玲即被卷入巨大的政治漩涡。因而，这部小说的后续写作(包括续写和重写)是与她的苦难相伴随的。1955年以后“主流政治”(即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所施与的长期迫害，使她伤痕累累，“把心也磨出一块厚厚的茧子”②。在这种困顿、无奈的境遇中，写作中的《在严寒的日子里》成了她“朝夕爱抚的宠儿”；而继续写作这部小说，也就成了“可以治疗我心灵的创伤”的唯一之选。 丁玲的苦难是主流政治酿就的，但是，她欲借这部小说的创作来实现对苦难的审美超越，其意义却仅仅停留在心理慰藉层面，即意在以此来消除“寂寞、愁苦、耻辱”之感，使自己的心灵“再得到滋润，得到一丝阳光，一缕清新空气”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要反思与质疑作为其苦难之因的“主流政治”，甚至也不意味着她要对此作出合乎常情的规避。相反，我们倒是可以看到，饱受“主流政治”之害的丁玲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却始终表现出了热衷政治的思路和追随“主流政治”的努力。1958年4月，她感叹过：“一个人失去了政治生命，就等于没有了生命。”④到1977年8月、9月间，在给女儿的信中，她又写道：“工作条件是从政治条件的好坏为主的”；她在北大荒十余年努力工作，“但欲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却不容易。我们的惨痛经验是足以为戒的”。⑤这两段话虽在时间上相隔近20年，但从中显现出来的思路却显然一以贯之。对政治的热衷和对“好的政治条件”的向往，进而导致了她对主流政治的顺应和追随。因为“政治条件的好坏”，从来就不能脱离大的政治环境和当时公认的价值标准来自我争取和自我判断，所以，她要“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政治条件”，就必然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包括创作上)放弃自我，而归附主流政治。可以说，“主流政治”迫害了她，也规训了她，使她成了自己的驯服者。这样，一部在苦难中写出、并欲以之进行自我拯救的小说，在意义层面上却又不能不表现出与之相当合拍的意识倾向。 1956年10月，《人民文学》先期刊出该作前八章时加了一则“编者按”。其中写道：“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侵入解放区以后，在桑干河地区的农村中展开的尖锐复杂的斗争。”这可视为对该作题材的一个扼要而精准的说明。这一题材不但是现实的，而且是宏大的。我们知道，题材本身确实有大小之分(歌德也曾把题材分为“庞大的题材”和“小题材”)，而不同题材所蕴含的生活容量和可能表达的思想力度也是不同的。因此，丁玲敢于表现这样宏大的生活题材，不但是应该的，而且也可以见出作者的艺术雄心。她曾经创作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史诗似的作品”，这也说明这种“庞大的题材”与她的才能是“适合”的；而不至于如歌德所说，因题材不适合，而浪费掉作家的“一切才能”。但是，应该看到，题材对于创作固然重要，其本身却又不能决定创作的成功。如果作者没有“足够的智慧”、能从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⑥，那么，即使题材再宏大，也无法展示作者作为“诗人的本领”，也无法使创作获得真正的成功。 我们看到，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的丁玲正处在这样一个创作的窘境之中：题材虽宏大，从中却丝毫不能见到丁玲独立思考生活的“智慧”和识见——那种被歌德称为“引人入胜”的东西。这种“引人入胜”的东西的缺失，是与她在写作过程中对政治“意义”的追寻既紧密相关、又互为因果的。1955年，她在无锡写作时致信陈明，其中说到：“今天我也没有写文章，我想多想一想……我的语言不好，不够生动都没有关系。可是让它有意义些。不要太浅就行。”⑦她这里所说的“有意义”、“不要太浅”，显然不是独立的、自足的，而是有一个显在的话语场域和参照坐标的——那就是主流政治。既然如此，所谓“意义”，只能是外在于自我体验的一般的“政治意义”。这种“意义”只能在与主流政治的呼应、合辙中产生，而无关乎作者自己对生活和人生的独到发现。不但如此，可能是因为她意识到了后者常常具有超乎政治场域之外的性质、并且往往可能成为解构主流政治的可能性因素，所以，她还进而申明在这部小说的写作中，为了避免此种现象的发生，为了保证其“政治意义”的纯粹性，她要清算以往创作中所存在的“自然主义”倾向，表示“一定要批判过去的那种自然主义的写法”。⑧她在这里所说的“自然主义的写法”问题，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给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判定的罪名。在诸如“黑妮和农村妇女形象的对比”、“顾涌和一大群贫雇农形象的对比”、“作者对农民的落后面貌和落后情节以及脏话的偏爱”等被批判者视为“自然主义”例证的这些部分⑨，恰恰是作者有独到发现的、并解构了主流话语的地方。但是，在经受了主流政治的粗暴批判以后，丁玲此时却被规训了。对她来说，这是最富悲剧意味的。 在主流政治的规训下，丁玲非常理性地(当然也是非常概念化地)为这部小说设定了一个纯政治化的主题。作品的“开场白”在介绍故事发生的背景后，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我们将斗争和流血，我们将无畏地直视敌人的愤怒的眼睛并战斗到最后一息……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将主题和盘托出。这就是：果园村的翻身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斗争和流血”战胜地主阶级，“保卫既得胜利和为争取以后的更大胜利开辟途径”。为了表现这个纯粹的政治化主题，丁玲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从“普天下就只两家人，富人是一家，穷人是一家”(第十八章中治安员王大林语)这一政治理念出发，设计了壁垒森严的两大人物系列：一是以李腊月、孙炎、刘万福、王大林、万福娘、周大爷、陈满、兰池等为代表的贫苦农民，二是以赵金堂、高永寿、刘玉栋、李财等为代表的地主老财。二者势如楚汉两军，以鸿沟为界，相互对峙，绝不相通；而作品所表现的情节事件，就是土改以后二者之间围绕土改成果所展开的搏击交战(前者要保卫土改成果，后者则要反攻倒算)。不难看出，作者是以经济上的“贫”、“富”来简单地对应和区分政治上的“革命”、“反动”的。这种人物关系上的极其简单化的设定，是作者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的反映。这种处理，由于以直线型的政治思维取代了复杂的艺术思维，则进而导致了生活真实性和艺术美感的双重缺失。比之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曾经铺设的、也为评论者所盛赞的那种犬牙交错式的人物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性质相当严重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