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8-0117-05 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构建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活动，按理说，它们应该立足于文学本位，以文学为基本准则。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却要经常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因素的影响，作家和文学作品的价值定位也与这些影响有着深刻关系。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福柯更透彻地分析了文学史建构过程中各种权力的运作和干预，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外在权力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其内外之间的分寸，很值得我们思考。在新文学史上，丁玲、萧红和张爱玲是三位成就最为突出的女作家，对她们的批评和文学史评价历史都相当复杂，其中既可看到文学自身的因素，更可以看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在对丁玲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评价中，政治的影响最为显著。丁玲成名之初，人们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的批评基本上是建立在文学范畴之内，但是，随着她进入“左翼文学”阵营，情况很快有了改变。何丹仁(冯雪峰)对《水》的批评开了先河，其批评角度和视野完全以政治为根本，对作家的价值定位也基本立足于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此后，虽然丁玲经历了从“左翼作家”到“延安作家”和文学官员、再到“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复杂政治身份变迁，人们对她文学评价的政治色彩却始终没有改变。可以说，正如政治因素的影响乃至决定了丁玲的创作方向和创作道路一样，政治因素也严重影响到对丁玲的认识和文学史定位。 一个显著的标志是，伴随丁玲个人政治身份和时代政治环境的变化，丁玲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有了显著改变。在丁玲以政治的正面形象出现的20世纪50年代初和80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著作对于丁玲的评价是正面而积极的。比如，此期间问世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重要文学史著作，都对丁玲的文学成就持较高评价。而在丁玲遭受厄运的“反右”到“文革”时期，丁玲则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丑角和败类。值得关注的是，90年代之后，虽然丁玲已经去世，政治氛围也不那么严厉，但外在因素仍然对丁玲的评价产生着重要影响。随着政治对文学的限制相对放松，这时期的文学史界有意识地“淡出政治，回归学术”，但在这种背景下，丁玲的文学史地位依然有着明显的下降。学术界不断出现对她作品的贬斥声音，一些文学史著作也不再将她列为重要作家介绍，甚至颇多否定之词。丁玲曾经说过一段话以概括自己历史评价的巨大落差，只是她没有想到，这种状况并不局限于她在世之时：“一个浪来，我有时候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1](P415) 政治不只是影响丁玲的文学地位，也影响到对她文学作品的认识和定位。在1990年代之前，丁玲最受人们肯定的是她那些政治色彩较强的作品，她的另一类创作如以初期《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或者受到尖锐批判，或者最多是否定与肯定并存。但是在之后，批评界对丁玲政治色彩较强的作品则普遍持贬斥态度，早期作品的价值则得到明显提升，丁玲最具代表性、最有成就的作品不再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成为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种转变也体现在对丁玲具体作品的解读中，并直接决定了丁玲的文学价值定位。例如《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夜》等作品，以往研究者都是从社会政治主题来进行解读，无论是赞扬还是批判都没有脱离这一角度，但是现在，研究者对它们的理解基本上转为女性意识角度，其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被严重忽略。与此相联系，对丁玲从“莎菲”时期到“水”之后创作上的巨大转型，以往均持无保留的肯定态度，丁玲的文学身份也始终被定位为政治型作家，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完全的逆转。人们认可的是转型前的丁玲，对她的定位也基本上是以早期创作为基本，“女性文学作家”是今天绝大多数研究者对丁玲的基本价值定位。以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代表，这是近年来依然保持对丁玲较高评价的一部文学史，不过，它认可的主要理由亦是丁玲的女性意识，且这一价值也随着女性意识的衰微而自然下降：“随着整个主流倾向由个性解放向民族救亡转移，女性意识在遭受冷落的同时，又不得不自我放弃了。”[2](P359) 与丁玲相似，对张爱玲的批评和文学史构建也存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只是，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变迁恰恰与丁玲形成鲜明对比。在丁玲声誉最隆的20世纪50年代初和80年代，张爱玲几乎完全被湮没，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史均未谈论过张爱玲，包括像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等海外文学史著作，都基本上没有提及张爱玲。应当说，张爱玲成名时所处的沦陷区这种独特的政治环境是其原因之一(特别是对海外的文学史来说)，50年代创作的《赤地之恋》和《秧歌》，更是她被大陆文学史界集体贬斥和拒绝的最主要原因，甚至因此被蒙上了“反动作家”的恶谥。不过，80年代末期和进入90年代，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却有了显著上升。或许，这种兴盛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政治，但却绝对与政治有关。张爱玲能够逐渐受到国内批评界和文学史界的一致认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而众所周知，夏志清这本文学史著作的初衷有着明确的政治因素，其立场也具有较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