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更新与方法求变，无疑从西方理论的旅行中受益良多。尽管同样受惠于西方理论，我们仍然很容易把海外华人学者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区分开来。海外华人学者对西方理论近距离的接触，深度的浸染，以及所拥有的政治、文化上的双重经验(中国经验与西方经验)，使得他们具有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的研究视野。刘禾接受访谈时曾说：“单单在某一个固定的位置生活的人，想法有时候不得不受到限制……我想，我的优势可能是我能从里往外看，又能从外往里看，两边的风景很不一样。”①刘禾所说的“优势”同样为其他海外华人学者所拥有。然而，位置、双重经验、跨学科等要素，如果不是建立在优势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那么，阐释中国文学时可能需要承担某些风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英进的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简称《城市构形》，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在研究思路上所采取的一些策略及其效应，值得我们思考。 张英进近年以研究华语电影和中国现代文学而受到学界的关注，声誉日隆。2006年以来，张英进的多部著作先后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在这些著作中，西方理论密集引用，研究思路别开生面，文本解读眼光独到，电影与文学相互佐证，行文风格灵动跳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粗略浏览这些著作，我们很容易被其别样风味与充沛才情吸引。静下心来研读，却会发现潜藏着一些需要警惕的倾向：主观随意、破碎凌乱、虚浮空泛。本文不打算对张英进的系列著述作进一步的总体评价，而是集中评析《城市构形》，阐明该著悬搁历史意识的研究策略所引发的系列问题。 一、非历史、非政治姿态的局限性 张英进把《城市构形》定位为一本“探索性”的书(“前言”第4页)，试图与大陆学者的研究方式区别开来，以彰显该著的学术品格。《城市构形》的探索性具体表现为：一、该著英文版初版于1996年，为第一本探讨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形象的英文著作(“前言”第5—6页)，比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早三年问世；二、偏重“以文本为基础的方法”，突出文本本身(“前言”第3—4页)；三、“超越常年在文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批评的约束”，“提出作家(如老舍)以‘民俗学家’的身份介入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中文版序”第2页)；四、忽略现代中国城市文化的“宏观层次”和文学史的历时性梳理，进入“微观层次”，把“各种各样的文本碎片”置于“共时”框架中，探询现代中国城市的文学构形。《城市构形》确实具有开拓性的价值，较早关注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形象这一研究话题；西方前沿理论的密集引用，亦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英进在该著的“中文版序”中也非常自信地提到：“此时出版本书的中文版，及时性与开拓性虽然远不比十年前，但书中讨论的一些议题与方法却反而显得更有借鉴意义。”(“中文版序”第1页)虽然此书别具一格的研究思路和才情充沛的文本解读能带给我们许多启示，但是该著悬搁历史意识的做法，值得商榷。 《城市构形》在“前言”部分就亮出了非历史的姿态：“我不是根据文学史的惯例，建造一个线性的时间演进，按严格的时间顺序来书写城市构形。本书集中关注某些‘形象’(时间、空间、性别)，以及具体的城市(北京和上海)，由此跨越不同时段，而集中于城市/乡村对立的含义”(“前言”第2页)。诚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部关于中国城市想象的著作都作史的梳理，勾勒出史的线索。但是，历史意识在文学艺术研究中不可或缺，因为历史语境是文学艺术发生的外在条件，影响了其整体风貌，并规约着评析的尺度和姿态。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历史意识“内在于我们对艺术的感知”，“它在对每一件艺术作品的欣赏中都会介入”②。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和历史学两方面的性质和特征”③。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传统，使得它的发展历程与艺术风貌为历史语境所规约，具有鲜明的倾向性与阶段性。在研究中，无论是“以论带史”或“论从史出”，都离不开“史”。即便进行“共时”研究，“时”中也应当涵容历史意识。 在研究方法上，《城市构形》也选择回避历史政治。讨论城市构形和叙事策略，该著“利用了许多学科的理论(除文学、电影、文化研究外，还有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虽然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前提未必彼此一致，有的甚至彼此矛盾，但本书将它们放在一起，不是为了悬搁或消除它们的差异，而是为了澄清要讨论的具体问题”(“前言”第5页)。从研究观念来看，《城市构形》主要借用了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有别。“就文学界的情况看，人们常常用‘文化研究’来指那些超出了文学范围的研究，而把‘文化批评’限定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④《城市构形》借用了文化研究的一些理念，如：无差别地对待文本，不考虑文本的雅俗之分与和价值大小，抹除精英与大众的界限。然而，该著在对待政治的态度上，又逃离了文化研究的基本策略，轻视文本的政治意识形态。实际上，文化研究并不回避文学的政治性问题，只是聚焦政治的策略与庸俗社会学有区别。文化研究是换一种方式来讨论文本的政治性，倡导“微观政治”以及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更细微复杂的认识(例如：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个人的就是政治的”)，重视文化身份、性别、阶级等政治问题。文化研究的“政治”是社会政治而不是党派政治，是微观政治而不是宏观政治⑤。文化研究以广义的文本为材料，而《城市构形》则拘囿于狭义的文学文本与电影文本。“以文本为基础”的研究理念，能够绕开以往文学研究中庸俗的载道论、工具论和社会决定论，巧妙回避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度干预。然而，回避政治，也就是回避历史。这种回避容易走向平面化的分析。在文学研究中，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来谈论历史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每个学者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没必要刻意回避历史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