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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1957—1964)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重要诗歌刊物之一。自1957年1月创刊至1964年12月休刊，共有44条“编者按”。这些“编者按”不仅显示出十七年诗歌与政治间的某些复杂关系，同时也揭示出这种关系背后的某些“历史细节”。但无论是“言说”还是“沉默”，它们都显示出十七年诗歌及其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折射出十七年诗坛是一个文学与政治的交锋台、一个多重声音并存的混杂之所。
(二)《诗刊》(1957—1964)“编者按”一般特征 第一，“编者按”总数并不多，年均不到6条。也就是说，约两期《诗刊》才有1条“编者按”，这在高度政治化的十七年文学期刊中，比较少见。我们可以拿同一时期中国作协直属的另一机关刊物《文艺报》的“编者按”来做比较。有学者统计，1949—1966年间的《文艺报》“编者按”共有244条，平均每年约为15条，此数据是《诗刊》“编者按”的年均两倍还要多④。 第二，“编者按”年度分布极不平衡。1958年和1963年这两年的“编者按”最多，分别为16条和10条，占整个八年“编者按”总数量的36.36％和22.72％。1961年和1962年“编者按”相对较少，分别为1条和3条；创刊时的1957年全年也只有1条。整个八年《诗刊》编者按呈波浪形排列。 第三，就具体内容来说，这些“编者按”涉及的问题五花八门，大致可分为下面几种类型。 其一，对重大时政与重要文艺政策的“鼓”与“吹”。由于《诗刊》自创刊伊始，就“形成积极贯彻上级和文艺政策，配合运动办刊的基本特色”⑤，这种“特色”除了在所发表的诗文本身体现出来之外，当然也体现在“编者按”上。这些“编者按”是《诗刊》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直接“宣言”，尤其是在政治气候比较紧张的时候，《诗刊》自然马虎不得。这类“编者按”约有12条。 其二，转载说明。与当年《文艺报》、《人民日报》等报章相似，《诗刊》对于其他报章所发表的一些诗文进行了多次转载，从而表达《诗刊》的某种办刊理念或政治立场。在转载时，有时冠以“诗刊编者按”字样，以区别原刊可能有的“编者按”。《诗刊》的转载又分为以下方式：对全文转载、选载、原作修改后重新发表、原作选载加新作一并发表。对于这几种转载方式，《诗刊》在“编者按”中都加以具体说明。这类转载“编者按”约有12条。 其三，对读者来信的反馈。尽管这八年来的《诗刊》对“读者来信”的“编者按”仅有3条，但联系到整个《诗刊》围绕“读者”而设置的栏目、“编后记”、“征求意见”等情况来看，“读者”的影子始终是《诗刊》的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⑥，其作用不容忽视。 其四，对文艺动态的介绍。这类“编者按”在《诗刊》所有“编者按”中最带有某种“纯文学”色彩，也最多，约有17条。就涉及内容而言，它又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文学活动的介绍，包括出版信息、诗歌座谈会简介、栏目更名说明、评论引介等；第二，对国内外诗人诗作的评介，其中对国外诗人诗作介绍时大都采用“编者”这一形式。 当然以上几种归类只是大体而言的，分类间也有一些重叠。如对古巴诗人非力斯·比达·罗德里格斯的诗作既是转载，同时又对诗人有某种介绍性质，等等。 二、《诗刊》(1957—1964)“编者按”揭示出诗歌与政治间复杂关系 在谈到十七年诗歌成就时，学界普遍认为其整体水平不高，并将其原因大都归结为政治因素对诗歌发展的限制。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它遮蔽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将政治与诗歌间关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简单化了。如，政治是如何让诗歌沦为“婢女”的?二者间是否存在某种掣肘?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制约着新诗的发展?通过对《诗刊》(1957—1964)“编者按”的政治“言说”，我们或许对上述问题能得到某些新的发现。 (一)“编者按”反映出政治与诗歌间的潜在互动关系 从上表统计数据来看，就整体而言，在政治激进年代《诗刊》“编者按”较多，反之则较少。如在政治激进时期的1958和1963这两年，在“大跃进”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的刺激下，《诗刊》急于“表态”、紧跟政治运动的“编者按”就多。这两年“编者按”加起来共有26条，占八年《诗刊》“编者按”总数的近60％。相反，在政治空气相对缓和的1957上半年和1960—1962年间，《诗刊》的“编者按”比较少。这四年“编者按”加起来总共才9条，平均每年不到3条。其原因在于诗歌受当时“双百方针”和文艺政策调整的影响。这四年间的“编者按”也大都为诗人介绍、出版信息、栏目设置等内容，“火药味”也不浓。十七年诗歌发展在这两个时段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繁荣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