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在1950年代，该出版社共出版发行一部全集、六部文集(全集为《鲁迅全集》，文集分别为《瞿秋白文集》、《沫若文集》、《茅盾文集》、《巴金文集》、《叶圣陶文集》、《郑振铎文集》)，其中部分文集在1960年代出齐，而《叶圣陶文集》和《郑振铎文集》则一度中断。这些是新中国文学建设中的重大工程，同时也为该时期文学的模式与标准做出了诸多潜在的规定。这无疑为我们研究新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角度。 查阅茅盾1958年《致作协办公室》的书信，我们可以得知出版《茅盾文集》并非茅盾之意。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楼适夷同志再三来说”，而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初之意，是重印茅盾全部旧作，“重印是使读者看到一个作家的发展”，茅盾则持不同意见。因为茅盾此前已出版过《蚀》和《子夜》的修改本(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茅盾认为当时的修改基本上是对的，并没有改变原作的思想内容，故坚持以修改本为底本进行编纂。值得注意的是，1954年的修改也并非茅盾之意，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议，茅盾当时处于两难之境：“我觉得不改呢，读者将说我还在把‘谬种流传’，改呢，那就失去了本来面目……当时我主张干脆不再重印，但出版社又不以为然。”①最后，茅盾决定采用执中的方法，即在不改变原作思想内容的前提下，对其中的字句作或多或少的修改，以《蚀》三部曲为例：“《幻灭》和《动摇》改的少，仅当全书的百分之一或不及百分之一，《追求》则较多，但亦不过全书的百分之三。”②由此可见，《茅盾文集》的出版，并非出版社或作家的单方面行为，而是双方协调互动的结果，是建国后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生产上的具体操作表现。 根据1957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出版说明，《茅盾文集》“收辑了作者三十多年以来创作生活中的大部分文学著述。按照小说、戏剧、散文、文学论文等体裁和著作年代编次。作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以及多年在从事杂志的编辑工作中所写的部分带有时间性的文章，都不收入在内”。出版说明还指出，所有收辑的作品均由作者亲自校阅、修订。茅盾在1958年《致作协办公室》的信中也说：“现在整理，并不是要将旧稿修改，而是校改排印上的错误，及编排次序(此指短篇小说及散文而言)。”综观所上，我们可以得知，这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集》在编纂上有三个特点。第一，部分文集的底本为建国后的修改本(这里的部分文集，特指《茅盾文集》的第一、三卷。即《蚀》和《子夜》)；第二，部分文集的底本仍为建国前的旧版本(这里的部分文集特指《茅盾文集》的第二、四、五、六、七、八、九、十卷)；第三，部分文学著述并未被收入《茅盾文集》(从编辑部出版说明中的“收辑大部分文学著述”即可得知)。需要指出的是，《茅盾文集》中以建国前版本为底本收辑的作品，往往卷后都有后记、部分篇后则有附记以作说明。从茅盾作品的版本源流上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卷本《茅盾文集》在建国前版本基础上，分别作了改收、漏收、注收(后记、附记收)的处理。这显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对旧作所提新要求所致，或者说，茅盾旧作中部分作品已不符合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要求，必须要对其作修改、修饰、省略的处理，使其符合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而从这些被修改、修饰、省略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生产的预设与建构。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简称“第一次文代会”)，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队伍胜利会师，大会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由此进入当代文学的阶段。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讲话》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接受。《讲话》的中心阐释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及如何服务的问题。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中，《讲话》强调作家要深入工农兵中，要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先当工农兵的学生，再当工农兵的”，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使之符合革命大众的要求。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中，《讲话》强调要格外重视文艺的普及，要多创造工农兵熟悉的、喜闻乐见的作品，在普及的基础上再进行提高。作家对工农兵要慎用讽刺暴露的方法，对一切反人民反革命的势力则要坚决揭露批判。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及如何服务的中心出发，《讲话》顺理成章地得出文艺的评价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为工农兵服务，有益于抗战与革命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否则就是有害的作品，如果作品政治上错误，则艺术成就越高危害也越大。当然，不能机械庸俗地理解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不能人为割裂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因为只有艺术上越成功的作品，它的政治效果才能越深入人心，相应地它的艺术生命也更为持久，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对照毛泽东的《讲话》，茅盾在1952年开明版的《茅盾选集》自序中，沉重地检讨了他的作品《子夜》未能深入工人群众的生活，未能表现出那时候整个的革命形势。《幻灭》等三部小说，则问题更多：“表现在《幻灭》和《动摇》里面的对于当时革命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是有错误的，对于革命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表现在《追求》里面的大革命失败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也是既不全面而且又错误地过分强调了悲观、怀疑、颓废的倾向，且不给以有力的批判。”对于短篇小说，茅盾坦白地承认：“选在这本集子里八九篇小说都是‘瑕瑜互见’乃至‘瑜不掩瑕’的东西。而且这八九篇的题材又都是小市民的灰色生活，即使有点暴露或批判的意义，但在今天这样的新时代，这些实在只能算是历史的灰尘，离开今天青年的要求，不啻十万八千里罢?”众所周知，《幻灭》三部曲是茅盾的成名作，茅盾借此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而《子夜》更是茅盾的代表作，当时曾风行上海，人们争相传阅，据当时《晨报》的消息，某书店一日内售出《子夜》一百余册，当时鲁迅与瞿秋白也给予《子夜》较高评价。茅盾的短篇小说中不乏精品，建国前曾多次再版。为什么建国后茅盾对这些作品作出如此低的评价呢?显然，茅盾按照《讲话》的要求来评判自己的作品：《子夜》未能突出工农兵方向，不熟悉工人运动和农民斗争；《蚀》着重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趣味，与工农兵的审美隔膜太大；短篇小说大多刻画小市民的灰色生活，同样与工农兵方向相冲突。而且以上这些作品在政治标准上，因为未能昭显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兵必然胜利的合理诉求，而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事实上茅盾多次申明要从头向群众学习，彻底改造自己。查阅茅盾1958年致《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书信，可以得知他当时正在创作一部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小说，可惜因事务太忙、身体违和而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