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存在就是现代传媒的发生与存在，没有现代报纸期刊就没有现代的文学”①。现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报纸和期刊有着密切的联系，报刊作为文学的载体与文学共生、共存、共发展，作为东北现代文学组成部分的东北新启蒙文学也不例外，其自身塑造和构建也始于报刊。《文化报》为新启蒙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历史平台，打造了一个民间的、公共的、启蒙的、自由文化空间。 同以往作为文学载体的报纸副刊不同，《文化报》本身就是鲁迅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份“文化、文艺性质的报纸”②。该报整版都是以文化为主，与其他作为报纸附庸的文艺副刊比起来，《文化报》显得更加专业化、系统化、全面化，《文化报》和《生活报》上的文学作品在体裁、内容、篇幅上都是《东北日报》副刊所无法相比的。《文化报》新启蒙文学始终坚持以传播五四文化和启迪教育市民为己任，坚持民间立场，不掺杂过多的政治因素，保持一种独立的“文化空间”。这是一个基本不受政治文化干扰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定位为回归五四启蒙为主核心的启蒙空间。这种鲜明的民间立场和平民立场使得《文化报》的启蒙文学更加具有理性和公正性，为独立的文学在政治文化一统化的时代争取到了一个自由的空间。《文化报》时期，东北解放区报纸和文学的关系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形态。这种特殊源自于延安时期报刊和文学的关系，报纸及文学不再是由编辑和作家来掌控，而是由党的文人集团和政治文化来控制，这种特殊的形态在传媒界普遍存在。只有《文化报》因其民间私营性质得以突出政治文化的重围，由出版社、编辑和作家掌握文艺的方向，暂时保持媒介的主体性。 《文化报》的这种独特性是与报刊的民间性质、报刊编辑的政治成分、作家的启蒙思想相一致的，是《文化报》启蒙文学生成和传播的必要条件。这种文学的生成还与作家的构成以及编辑自身的个体经历有着重要的关联。通过对这些要素的分析，还原已经消失的“文学现场”，可以重现原生态《文化报》文学的生成过程。 一、《文化报》的作家构成：非党文人集团 现代传媒中的每个报刊都有自己大体固定的创作群体，也可以说是一个“文人集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生成过程中，文人集团既呈现出文学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又是收藏各种文学论争、文人姿态、生存氛围、文学观念、审美意识和创作手法的一个巨大的‘话语场’。”③文人集团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文学观念的分化，导致了现代文人的‘聚合’，在此基础上出现一个新的作家群；二是相近的‘大学’、‘籍贯’和‘留学’的背景，容易形成相同的社会意识、审美观念，孕育出一个个‘文人圈子’；三是政治、市场、文学的运作和传播方式，也会促成一个文学流派、文人集团的生产和发展”。④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文化报》的创作群体还称不上是真正的文人集团，因为这一群体中包含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他们尚不是成熟的作家，与“文人”称谓还远。然而哈尔滨时期的文人集团概念已被扩大化了，就连拥有真正“文人集团”的《生活报》作者群中也有业余文学青年参与，这些非正统的“文人”也有自己的“话语场”，有自己的文学观念、审美意识和是非标准，他们也参加两报的论争，正是他们的参与才使“文人集团”得以大众化。《文化报》和《生活报》的创作群体，也可以看成是“文人集团”这一概念的外延，是广义上的“文人集团”。 《文化报》文人集团是综合了上述三方面因素形成的，其中既有文学观念的原因又有籍贯的因素，另外还有政治、市场、文学的运作等方面的影响。就文学观念来看，《文化报》所弘扬的是鲁迅精神，奉行以鲁迅精神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提倡的是东北乡土文学创作；从籍贯上看，除了李又然、吴晓邦少数几位作家、艺术家之外，围绕在《文化报》周围的作者几乎都是东北籍的作家，如萧军、陈隄、李无双(李克异)、李庐湘等；从政治、市场、文学的运作和传媒方式影响来看，《文化报》的文人集团主要以无党派作家为主，属于自由知识分子一群。《文化报》以民间报纸的形式出现，萧军仅仅依靠中共中央东北局三两半黄金的资助，成立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创立了《文化报》，建立了墨水厂、面粉厂、铅笔厂、文具商店和鲁迅农场，这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运转模式促进了《文化报》的发展，增强了报刊传媒的独立性。由此可见，《文化报》文人集团指的是奉行五四启蒙思想、倡导东北乡土文学、坚持民间立场的一群无党派知识分子。 《文化报》的文人集团，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来自延安等解放区的作家、文艺家，如萧军、蒋锡金、李又然、吴晓邦、甦旅、辛若平等人，他们都是随东北大学进入哈尔滨、佳木斯等地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如果以1948年8月15日为界将《文化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话，这些人是前期《文化报》的支持者、主要撰稿人。前期的作品有李又然的各类译文，如第9期的《莫洛托夫是怎样关心着艺术家的?》、14期的《一位伟大人物的侧面》；吴晓邦在12期的散文《回忆》、20期的随笔《废物利用》、22期的文论《一些关于舞蹈上的意见》、33期的散文《谈生活》等；蒋锡金刊登在25期上的随笔《课余笔录》和各类寓言小品。此外，还有甦旅的《战争风景线》等。当然，这部分人中作品最多的还数萧军。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萧军自身火热的创作激情和强大的事业心使然。萧军在回到哈尔滨初期曾“雄心勃勃的埋首于出版和办报事务之中，驱遣着十五六个笔名写下了大量社论和杂感随笔”⑤。另一方面是两报论争开始后，《生活报》的党内作家为孤立萧军而采取分化策略，不准党员作家给《文化报》投稿，导致《文化报》稿源枯竭、稿件匮乏。在这种状况下萧军不得不亲自上阵并加大创作力度，有时甚至将旧作重新在《文化报》上刊登，这也是《文化报》上萧军作品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报》创作群体的另一部分是一直生活在东北的本土作家，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陈隄、李无双、关沫南、雁夕牧、侯唯动、李季繁等。这些作家大都经历过伪满洲国时期，尤其是李无双、陈隄和关沫南还曾一度登上“伪满作家”的名单。他们在东北沦陷的十四年中坚持山丁所倡导的乡土文学创作，将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同日伪文人作战，揭露伪满洲国的黑暗统治，为东北沦陷区文学作出较大的贡献。哈尔滨解放后，他们又积极地加入到解放区的新文化建设中来，在文化、教育岗位上贡献自己聪明才智的同时，也为《文化报》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这部分作家中创作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李无双和陈隄。他们都是萧军的好友，也都因为与萧军和《文化报》的关系先后被划为萧军分子，李克异被“控制使用”，在政治上被“挂起来”⑥；陈隄也因被罗烽、白朗夫妇指责是替“《文化报》为虎附翼”⑦而被停职。《文化报》创办的一年时间里，李克异化用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⑧诗句，取笔名马双翼和李无双为《文化报》投稿，相继发表了大量的文艺评论、文学随笔和小说，其革命题材的小说《英雄的墓》和《狱中记》，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构思上都有独具匠心之处，在《文化报》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使得《文化报》的新启蒙文学显得更加厚重。陈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本土作家，是《文化报》忠实的作家和编辑，其影响虽然比不上萧军、李克异、蒋锡金等人，但是在东北作家群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文化报》上陈隄创作的题材几乎囊括各个方面，有小说、诗歌、文学评论、游记、随笔、译文、书信、消息，等等，在这些作品中，《碧血丹心录》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说，陈隄的创作是东北地域作家乃至整个《文化报》作家群的典型代表。关沫南的创作集中在随笔和文艺评论方面，《谈我们应该怎样表现》《谈直露“口头”及其它》《谈反动派的战术》《关于书的琐谈》《谈几天的题材》《写什么》《怎样蓖集材料》等文章都是有关文学创作的文论，对于文学青年的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雁夕牧、侯唯动、李季繁等人也在诗歌、散文等方面为《文化报》提供了不少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