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三个相互关联的运动而构成的“五四”运动，可以称得上是影响现代中国最大的一场运动，而“在这场运动中建立起来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被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进行着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①。从思想文化史上看，对“五四”运动的言说、重构和对“五四传统”的利用，是掀起文学和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式。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面对日本入侵带来的民族危机，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现状引起了知识界广泛的讨论，掀起了一次“重审”“五四”的高潮，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新启蒙运动”和“民族形式”论争运动努力获取文化的解释权，并以“五四”新文化继承者和推进者自居，完成了新的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建构。 一 新启蒙运动对“五四”革命文化传统的建构 1936年10月，上海《读书生活》杂志发行纪念“九·一八”事变的专辑《国防专号》，陈伯达在上面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改造世界”，“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②。新哲学(马克思主义)既要“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又要打破关门主义，“进行大联合阵线”。联合的对象包括倾向新哲学的自由知识分子，如张申府、张季同等人，还有动摇的非理性主义者如张东荪等人，另外则是“五四”时代思想界的一批“老战士”。 作为共产党代表的陈伯达发动“新启蒙运动”，目的在于配合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文化上各种势力，对抗当时国民党所开展的“新生活运动”，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所推行的“奴化”文化政策，建立自己所认可的新哲学唯物辩证法思想及革命的合法性。持中间立场的自由知识者是当时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所主要争取的对象。因此，新启蒙运动实则是“中国共产党为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发起的一场运动，它吸引了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界人士参加”③，是由倡导者和参与者两类不同的阶层构成的。在“启蒙”所引导之下的“爱国”“理性”“思想自由”等一系列概念和口号构成了不同思想阶层联合的基点。而从新启蒙运动的发起及论争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者始终都控制论争的方向和展开。 由于运动的倡导者“创造性”地使用了“启蒙”概念，新启蒙运动对以前的文化运动尤其“五四”运动也就形成了新的认识和叙述。事实上，新启蒙运动讨论的高潮恰是集中在纪念“五四”18周年的1937年5月，而运动的核心问题便是对“五四”文化的反思。一直以来，“五四”运动除了被视为一次学生运动外，就是和《新青年》联系在一起的新文化运动，而在新启蒙运动中，“五四”运动明确地和启蒙运动联系在了一起。④ 新启蒙运动直接目的是为了发动文化上的联合阵线，在运动展开之后，左翼知识者却迅速为中国思想文化叙述勾勒出了一条革命历史谱系。以新启蒙运动反观历史，首先进行总结的人是陈伯达，但这一叙述的展开和完成却不能仅仅归功于陈，在其背后有着共产党人组织力量的推动。⑤在陈伯达提出新启蒙运动之后，艾思奇、何干之等纷纷发表自己对近代思想运动历史的看法和意见，1937年5月，《读书生活》组织了一批作家举行“新启蒙运动”座谈，并发表一系列的相关文章，⑥是年7月夏征农选取当时在报刊杂志上对新启蒙运动的讨论出版了《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并附录了对现阶段中国思想运动的集体讨论以及编后记，⑦接下来何干之写作《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不断强化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最终完成了对“五四”“启蒙式”的论述。 首先是强化了“五四”的“爱国主义”的性质。将爱国主义纳入到“五四”叙述中，是新启蒙的倡导者出于现实考虑作出的一种策略化行为，在当时要求联合抗日的情况下，“爱国”无疑是最好的催化剂。何干之直言“中国启蒙运动史，简直可以说是爱国主义文化史的别名”，⑧陈伯达也以爱国主义来回应对他开展新启蒙运动的质疑。⑨其次是强化了“五四”的革命性。余英时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启蒙运动，他们注意到，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往往是政治革命的前驱，因此他们也需要某种启蒙运动来证明他们在中国提倡革命的正当性。”⑩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愿意把“五四”纳入到革命谱系当中，看作是1925—1927年大革命相联系的一次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参与者和倡导者同样强调“五四”“反迷信”“反盲从”的意义，但各自的立足点并不一致，如柳湜仍然认为“五四”更大的意义在思想领域，“五四运动不同于过去的戊戌改变，不同于辛亥革命的地方，就在这一运动是普泛的反映了中等社会层在实际生活中的要求。在这一运动中，‘反对日本’，‘打倒卖国贼’的群众的爱国运动的意义，我们固不能忽视它，但我们觉得它最大的意义还不在此，而是在于对‘中古的’传统思想，全部起了怀疑，公开地宣告了反叛。”(11)张申府也反复提到：“今日纪念‘五四’，第一应该想到的是：五四所对付的问题，正是今日所应对付的问题。这个问题，经过十八年的岁月，非特未得解决，简直变本加厉。这是今日最值得深思的。”(12)在他的眼里，以理性来反对封建愚昧，这才是五四运动和今天新启蒙运动的根本特征。但马克思主义者从对启蒙的“改造”出发，显然更加重视“五四”的革命性和革命意义，参加新启蒙运动集体讨论的夏征农、何干之、艾思奇、周扬等人认为“在历史上，不少思想运动在政治运动之先的例子。如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运动，是那次革命的先驱，而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先驱。如果没有‘启蒙运动’和‘五四运动’，那两次有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恐不会那样的轰轰烈烈罢。”(13)从这一角度，新启蒙运动要将受困于“市民狭隘性”和不够壮大的“一般勤苦人民的力量”的五四运动加以革命性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