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10-0168-06 在近代欧化白话文的小说中，《天路历程》是一部重要作品，它上承西方传教士的创作《张远两友相论》、《诚崇拜类函》而来，但是《张远两友相论》和《诚崇拜类函》都是在论述为什么要信基督教的道理，它们只是披着“小说”的躯壳，借人物之口直接把道理讲出来，看不到人物的性格，实际上都是论著，只是披着小说的外衣，所以不像小说。而《天路历程》则是一部真正的小说，它虽然也讲信仰基督教的道理，但是它源自西方流浪汉小说的传统，人物在不断的活动，人物的性格虽然有点类型化，但也算得上鲜明，与完全在讲道理的《张远两友相论》和《诚崇拜类函》相异。更重要的是：它与中国古代的传统小说路子不同，更接近后来问世的五四新文学，虽然从文学的角度说，它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学是超前的，人们在当时只把它看作是传教的宣传品，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在文学上的意义。《天路历程》是英国作家班扬在十七世纪创作的一部宣扬基督教信仰的小说，它在全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地已有多达二百余种译本，是除了《圣经》之外流传最广，翻译文字最多种类最多的书籍”①。 《天路历程》有正续两部，第一部描写主人公基督徒寻找得救途径的过程，第二部描写基督徒的妻子寻找得救途径的过程。它的第一部于1853年由西方传教士宾威廉翻译成文言文，在厦门出版。1865年，宾威廉又把它的第一部译成官话，在北京出版。其后，宾威廉又译出了它的第二部官话本，作为《天路历程》续编，1867年在北京出版。《天路历程》还曾被译成广东方言等多种方言译本出版，在中国也曾有过广泛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从话本发展而来，话本是从古代城市瓦舍勾栏中的说书底本发展而来，城市的说书具有较强的娱乐性，这种娱乐性也就遗传到白话小说身上；因而使得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具有比文言小说更强大的娱乐性。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只有迟至乾隆年间方才问世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娱乐性比较弱，表现人性的自觉意识和对社会的批判意识都比较强，它们也是在时间上比较接近近代，由文人创作的具有现代性的小说。从胡适、鲁迅、茅盾等人对古代白话小说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部小说是在人生意义上得到五四新文学家认同的古代小说。我们先来看《儒林外史》：首先，《儒林外史》描写的不是中国古代小说喜欢描写的英雄，或者是豪门巨族，而是社会下层的一批读书人。梁启超曾经说过：“英雄、男女、鬼神”这三类题材，“可以赅尽中国小说矣”②，《儒林外史》描写的既不是英雄、男女，也不是鬼神，而是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没有传奇色彩。这种做法本身其实是很有现代性的，从描写叱咤风云的英雄和传奇的才子佳人爱情，或者是志怪传奇的鬼神世界；到描写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这本身就适应了现代社会和现代都市对“人”的认识，对所有人重视的“人”的平等意识。它改变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娱乐性很强的“传奇”色彩。其次，《儒林外史》的写作目的之一是揭露黑暗现实对读书人的腐蚀，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种写作目的，也具有现代性。古代小说也有揭露黑暗的，如描写明末宦官政治的《梼杌闲谈》等，但是那些小说大都成书于事后，属于“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的看客消闲一类，仍不脱其娱乐性；而不是其创作宗旨在当时就要唤起读者良知，与丑恶作斗争，改变黑暗现实一类。《儒林外史》则是后者，这类小说对读者有独到的期望，这种期望源于作者对读者的信任，源于现代社会对普通人社会作用的重视，源于作者改变现实的焦虑和责任感。这种做法说明作者对小说功能的认识也不同于古代的“消闲”，它具有现代性。第三，《儒林外史》运用的是冷静客观的描写，它追求的是一种真实地刻画人物，再现现实生活的效果，与中国古代的“传奇”笔法大不相同，这种方法我们后来把它称作“现实主义”。在西方，“现实主义”的崛起本身是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它具有现代性。 再来看《红楼梦》：《红楼梦》虽然描写的是传统题材的“男女”，展示出一个大家庭的崩溃，同时也写出了贾宝玉对自由人生的追求；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③说出了《红楼梦》中所体现出的现代性。鲁迅论述的《红楼梦》现代性体现的是五四新文学和中国古代传统旧小说之间的差异：五四新文学是“为人生的文学”，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除《儒林外史》、《红楼梦》之外，缺乏“为人生”的自觉性。五四新文学强调文学的严肃性，希望用文学来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娱乐性太强，缺乏严肃性，尤其缺乏批判意识和对读者的期许，希望用文学来改变读者的不良性质。这就是鲁迅如此推崇《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学家提倡新文学的原因。 正是在五四新文学家提倡新文学的意义上，我发现班扬的《天路历程》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它在晚清的出现为中文小说吹入了一股新风。下面，我们试把班扬的《天路历程》和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名著《西游记》作一个比较。《天路历程》和《西游记》都是描写主人公长途跋涉，战胜艰难险阻，努力“求道”的小说，一个在寻找基督教的上帝之道，一个则是到西天寻找拯救世界的大乘佛教，他们都是寻找真理，寻求摆脱世间困境的途径。在“求道”过程中也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获得正果。如果说这两部小说都在叙述求道的艰难；但是《天路历程》是严肃的“为人生”的小说，《西游记》则是讲故事的娱乐小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西游记》：《西游记》描绘的是一支到西天取经的团队，这个团队去西天取经，是源自西天的如来佛祖和观世音菩萨，是他们决定了到东土大唐寻找取经的人选，由观音菩萨一手包办，组织了取经的队伍。在这支队伍中，只有唐僧一人是真心想到西天取经的，其他成员，包括白龙马在内，都是犯了错误，正在受到处罚的天神。观世音菩萨向他们承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成功，就可以将功折罪，得到正果，他们才自愿加入取经的队伍。为了保证孙悟空服从唐僧的指挥，观世音菩萨还设计给他专门套上了“紧箍咒”。这个“紧箍咒”又是佛祖送的。孙悟空在被套上“紧箍咒”之后，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全力以赴保护唐僧到西天取到真经。在孙悟空的管束之下，猪八戒被迫打消了离开取经队伍的设想。这支取经队伍在取经路上遇到的磨难，又都是由佛祖一手安排好的，佛祖规定了取经团队必须经过八十一难，才能让他们顺利取到经书。神仙们为了增加取经的难度，不断让自己的属下成为妖怪，以凑满八十一难，最后少了一难，还必须补足。取经团队大多是在与人为造成的磨难中奋斗前进的，而所有这一切的安排，都来自于佛祖，观世音菩萨则是具体的执行者，取经团队和取经路上的许多妖魔鬼怪，不过是他手中的一颗颗棋子。取经团队渡过劫难，并不需要依靠自己努力，他们只要向观世音菩萨求告，至多到佛祖那里，一切劫难都可迎刃而解。这支取经团队历经的磨难，与他们的人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也不存在借这些劫难批判人生的恶习，用以阐明人生的真理；而是为了娱乐，为了情节曲折而设想出来的。就是人物设计本身，从唐僧、孙悟空到白龙马，也是在长期的说书演变中形成的，其中还有民间故事的影子。阅读《西游记》，我们获得的是一种轻松，一种愉快，一种消遣。《西游记》的作者在写作时对读者并不抱有促其奋起，改变现实的期望，也不抱有改变读者思想的设想。周作人在他那篇著名的五四新文学论文《人的文学》中把《西游记》列为“非人的文学”，这虽然有点过分，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新文学阵营其他作家的异议，我们若是明了当时新文学家对于文学“为人生”的渴望，对于用小说来启蒙大众，改造国民性的迫切需要，或许也就可以理解他们“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