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娘的名字总是与歌曲《你可知那里》(Kennst du das Land)紧密相连。这首歌共三节，每节六行。每节都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开始，询问对方“你”是否知道那片土地；并在第五行中又回到这个问题，追问对方是否真的知道那里；而最终以同去南乡的召唤结束。第一节的第二到四行描绘了一片柠檬花开，橙子金黄，微风柔腻，碧空昊昊的国土，到处生长着能够唤起“南欧宁静场景”①感受的长春树与月桂树。第二节对应诗行中神庙般的“圆柱高耸”的“楼阁”里，大理石雕像正凝视着歌者，问道：“可怜的女孩儿啊，你可是受了他人的欺辱?”第三节随之描述了通往“那里”的小路②。 在各种音乐场景(包括那些最著名的作曲家的作品)中，迷娘的形象都各不相同③。但没有一个形象能够完全表现出歌德在八卷本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创造的迷娘的复杂个性④。小说中的迷娘，是个鸡蛋舞者，隶属于一个绳舞团，混说法语、意大利语与德语。主人公威廉·迈斯特从暴虐的团长手中救出了迷娘，猜测迷娘只有十二三岁。在第三部第一章中，迷娘给威廉唱了她四首歌中的第一首。当时威廉正遭受德国同胞误解，他将迷娘的意大利语歌谣翻译成德语。他知道迷娘歌唱的地方就是意大利，但却没有理会她同去南乡的邀约。直到结尾，小说才透露出真相，迷娘幼时被绑架远离意大利，一直渴望重返故乡。这一结局使迷娘歌能够被解读为一种“流落异乡、思念故土困境”的表达⑤。迷娘的葬礼上，叙述者暗示迷娘的灵魂将飞升天堂。因此，歌曲最后一行中的“那里”也就获得了“天国”的新指涉。在歌德小说的语境中，迷娘曲包含了三重主题：对异国的浪漫渴望，流放，以及对天国的向往。 在欧洲文学中，迷娘拥有众多“姐妹”。此外，她还有个德-美混血的“兄弟”弗莱德里希·巴尔(Friedrich Bhaer)，出现在路易莎·梅·阿尔珂特(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的《小妇人》(little Women)中。这些兄弟姐妹们共同吟唱着迷娘曲⑥。而在郁达夫的短篇小说《南迁》的男主人公伊人身上，她甚至还能找到一位独特的中国“姐妹”。伊人是1919年间在东京帝国大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遵照英国男传教士的推荐，他旅行至东京湾东南隅某半岛疗养神经衰弱症。在另一个英国传教士C夫人主持的圣经课上，伊人遇见了密司O，一位同样在此养病的日本女大学生。小说第四部分，伊人与O沿海岸散步时，O用德语唱起了迷娘曲。当她唱到第二节时，伊人将“可怜的孩子”那一行翻译成了中文，感觉“他自家好像是变了迷娘”⑦。小说第五部分，伊人在日记中将O指称为迷娘，但却在梦见O变成M(引诱并背叛他的东京妇人)之后，以“可怜的孩子”作为自指而结束。小说最后一部分里，伊人在半岛的基督徒祈祷会上发表了一场演说。不久之后，O的病情恶化。故事结束在医院场景中，两名英国传教士看护着垂死的伊人。 详尽比较《南迁》与歌德小说中《迷娘曲》一诗的翻译功能之后，我们将发现，在这两个叙事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对话性互动。本文借鉴酒井直树“共喻架构”(Schema of Cofiguration)理论⑧，首先试图阐释歌德小说如何通过共喻一个女性化、情绪化的需要被驯服⑨的意大利他者形象，来生成充满男子气概的德国主体。其次，解读将表明，通过刻画一个女性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郁达夫反向发展了歌德的成长小说，也就是说，作为感伤的译者，伊人无法将日本女孩O共喻为需要驯化的他者。最后，通过重回《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梳理出郁达夫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欧洲经典文本中的穿行路径⑩，以揭示伊人不断转换的主体性如何超越歌德小说的主体塑造范式，并进而发现常被论者忽视的主题：《南迁》对跨国基督教的怀疑，以及郁达夫对欧洲浪漫主义更深刻的批评。 正如许多反对中国传统、推崇民主科学与西方文学的“五四”激进知识分子一样，郁达夫既深受儒家经典的涵浸，也经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就读于西方传教士影响或主持下的中学，17岁时远赴日本高校留学。精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郁达夫，少年时即开始发表诗词。此外，在国内求学与九年留日生活中，他也阅读了大量欧洲文学作品。1921年郁达夫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经济，在那里，他与几位友人共同发起了浪漫主义文学团体创造社。《南迁》即是他的中篇小说集《沉沦》中的第二篇。出版后，文集同名作品立即成了论争焦点，至今仍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一(11)。《沉沦》对无名中国留日学生的性压抑与身份认同危机毫不掩饰的表达以及对强大祖国的召唤，迅速为作者招来了诸如浪漫主义者、颓废作家以及爱国作家等各种标签。与此相对，《南迁》的声名一直十分黯淡。但在对小说集《沉沦》的最近一次重读中，李欧梵认为，在对欧洲浪漫主义文本的使用上，尤其是在以迷娘歌统领抒情气氛的小说前半部分，《南迁》事实上比《沉沦》走得更远。在处理中性德语词“Kind”时，伊人将其译作“孩子”，而附于小说之后的全诗译文中，郁达夫却将其翻译成了“女孩儿”。注意到这一关键性差异，李欧梵将伊人的翻译视作小说抒情气氛的终结与走向感伤自怜的转折(12)。然而，尽管李欧梵在论文结尾称赞了小说中的文化世界主义，但整篇文章透露出的核心信息却仍旧是《南迁》无法完全重现歌德的抒情性。 将伊人的翻译及其感伤本质与威廉的翻译以及歌德小说主体生成进行比较研究后，我们将会发现，歌德与郁达夫都对抒情性充满不信任。郁达夫并非模仿歌德，而是通过描绘伊人的女性化，与歌德小说形成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对话。在分析包括《南迁》在内的郁达夫颓废作品时，史书美交替使用了“女性化”与“阉割”两个术语，阐释小说中作为民族与社会隐喻的力比多运作方式(13)。稍后我将接着讨论史书美的文章，但比起“阉割”，我更倾向于使用“女性化”，因为前者强调男性经验，而后者则形容女性也能够体验的民族主体性释放。本文更加关注文本对伊人个体经验的表现，而非将小说当作国家民族的隐喻与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