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者而言，汪曾祺是个复杂而又难处理的作家，这或多或少是有些共识的。一方面，汪曾祺的写作很难被完全纳入某个宏大的文学史叙事，伤痕、反思、改革文学，早期现代派或者寻根文学，种种文学运动都与他若即若离；另一方面，他诗意的写作风格又增加了文本细读的难度。且不说别的，关于他到底是一个大作家呢，还是一个格局较小的作家，仅此一项就能引发无休止的争论。如果汪曾祺是一个大作家，那么他“大”在哪里?这恐怕又会导致层出不穷的辩论。一些耳熟能详、已成常识的指认，比如“京派传人”“最后一个士大夫”“继承了30年代文学”“恢复现代文学传统”等等，虽然是把汪曾祺往“大”了说，可总是有些“肢解”了汪曾祺、取其局部来探讨的嫌疑，并且往往是将汪曾祺从他自身所处的历史条件、脉络和环境中抽离出来，做一种“置身事外”的文本解读。 往“大”了讲汪曾祺，又能把他放在“毛文体”的终结这一具体的历史语境下，李陀先生大概是较早的一位。①无论今天他对于“毛文体”的评价是否有所改变，这篇论文都已占据了汪曾祺研究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罗岗先生的“再论汪曾祺的意义”②，则正确地指出汪曾祺的语言风格所展现出的与延安文艺、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关系，从而试图填补汪曾祺研究“长达三十年的空白”，通过勾勒一个长时段历史中的汪曾祺，将汪曾祺的意义置于新中国文艺的价值判断之中，认为他写出了“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本文所做的无非是接续着这些经典论述来探讨汪曾祺80年代初的创作。一方面，我也确信汪曾祺并非一个“小”格局的作家，问题在于他“大”在哪里；另一方面，我将进一步把汪曾祺放置回他写作的更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汪曾祺的写作从来不置外于他所身处的时代，毋宁说，他比谁都对时代环境更敏感一些，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此外，罗岗先生在他的文中说到，他“并没有花更多的篇幅来讨论汪曾祺的作品”，而我则会尝试挑选一篇作品来具体剖析。 让我们先离汪曾祺的文本略远一点。 1978年第2期的《新华月报》，刊载了一篇名为《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③的文章，在当时的语境下，从多个方面反驳了“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这样一种激进理论，重新确立了“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地位。“按劳分配”的要义在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人们合法地占有他们的劳动所得，因而一方面，“按劳分配”能够激活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限制，“按劳分配”又不会带来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存在的差别只是由于劳动能力的不同而造成的“富裕程度的差别”。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不存在“剥削”，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于“占有”的合法性仅被允许来自“劳动”，在私有产权并不是绝对至高无上的情况下，“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以至于“一部分社会成员无偿侵占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的情况，并不会发生。 简而言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围绕着“按劳分配”这一概念所建立起来的改革逻辑，并不纯粹是一种激活经济发展的经济手段，而更是一种涉及公正、平等等理念的整体性政治构想。这一政治构想在农村落实为“联产责任承包制”，在城市则是“计件工资制”，奖金制度的重新确立，其核心在于，当时的人们确实普遍认为，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限制，“劳动”将成为唯一合法的“占有”方式，这就限制了现代“私有产权”的自我理解，使得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下的财产权形式成为一种“有限度的财产权”，因而更接近于某种古典的财产权理解：“作为法权的财产”——“能够归功于罗马法学家的，是客观权利概念，它取自于希腊哲学，取自于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也就是说，罗马的法学家认为，存在着一种正义的客观标准，一种何谓权利的客观标准，每一个被分配给适合于他的东西。”④朴素地说，“按劳分配”同时提供了一种政治的正当性，公正、平等的政治理念与激发经济活力同等重要，或者说，恰恰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限制，才更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因为这可以避免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式的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防止劳动的异化。 由于存在合法的“占有”形式，紧接着，“市场”“交易”的出现似乎是特别自然的事情，“按劳分配”原则下确立的“有限度的财产权”，使人们在“占有”之后很自然地可以交换他们的所属物，仿佛斯密所言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乃是人类的自然天性。在区分了资本主义“按劳分配”(虚假的)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区分按照逻辑也应当顺理成章，因为每个人用以交换和获取的，都是自己的劳动所得，由于不存在大的资本行为，以及并不是以资本增值为最终目的，在这个最简单的“市场”中不会存在剥削和不平等，只存在各取所需，选择的自由以及生活的极大便利，从而证明了“按劳分配”原则的巨大成功。这也是针对那个僵化的、只允许计划经济存在的社会主义而言的。 虽然在下文中也会谈到，但需要注意一点，这里的“市场”跟今天所讲的市场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回到80年代初的语境中，我们姑且借用小说家何士光在《赶场即事》一文的概念，管它叫作“集市”，以区分于今天的市场。对于“集市”的描写，在80年代早期的小说中是屡见不鲜的，但我在此要做出一个简单的区分，限于篇幅，仅以何士光自己的创作为例。如果说“集市”的出场是“按劳分配”原则逻辑的自然延续，那么我们却能发现，《乡场上》(何士光的成名作，很好地诠释了“按劳分配”是如何落实下来的)与《赶场即事》有两点重要的不同。首先，前者的写作更理论化一些，着重点明显偏向诠释清楚“按劳分配”，而后者则因为“集市”的出场，立刻渗透进了人们的各个不同的日常生活领域，从而丰富起来。举例来说，“集市”不仅是交易场所，还是老百姓嫁娶办红事的必须场所，人们所有的日常生活都融于其间；其次，与之相对应的，《乡场上》的写作手法更传统一些，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些，而《赶场即事》则感情充沛，出现了大段大段的抒情性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