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3)04-0041—06 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新文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文艺，在其发展历程中都有一个从头贯穿的线索，那就是文艺的大众化。在新文艺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行者中间，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对于文艺应该大众化这一点，看法是高度一致的。至于怎样才是大众化，如何实现大众化，则是一个历经长期的反复的探索并不断发生争议的问题。赵树理被认为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实践者，他的作品曾经受到革命文艺的领军者热情赞扬，也受到过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指责以至于嘲笑。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他关于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在他所属的体制之内遭受到的更多是冷遇和贬责。为什么一位曾经被树为旗帜的作家，他付出真诚努力所得的却多是挫折和苦恼呢?在我看来，要从外在环境和赵树理思想本身的特点两个方面寻找原因。本文试由“赵树理方向”提出之时他所写的《艺术与农村》和“文革”被审查批判时所写的交代自述《回顾历史，认识自己》这两个前后跨越20年的文本①，对赵树理大众文学思想的独特之点及其深刻性和局限性，作一初步探讨。 1947年夏，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座谈会，提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②这是赵树理正式地进入革命文艺主流后的一个辉煌的时刻。座谈会后，《人民日报》特约赵树理撰文，谈农村文艺运动。赵树理文章的题目是《艺术与农村》，这篇文章语调平和，立论平实稳健，只是表达自己对于文艺性质和作用的看法，而没有正面展开对文艺方向、方针的宏观问题的论述，与那些赞誉颂扬他的文章、讲话相比，官方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淡薄。一开始，赵树理本人与他的赞扬者之间就有着这样的差别，这个细节，很值得咀嚼品味。1966年，赵树理已经被当作“文艺黑线干将”审查，失去人身自由，那年冬天他写了一个检查交代性质的自述《回顾历史，认识自己》，重新梳理其文学道路和文艺观点，在那样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依然信守历来的基本信念。在自述的末尾，他郑重地声明：“我自参加革命以来，无论思想、创作、工作、生活各方面有何发展变化……始终是自成一个体系的。入京以后，除在戏改方面受了些感染外，其他方面未改变过我的原形。”在这样的时刻，声明他与革命文坛主流的差异，这些话是符合事实的；赵树理的大众文学思想，确是有个性而不雷同于他人的。这一头一尾两个文本，正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把握赵树理大众文学思想的切入点和标本。 他在《艺术与农村》一文中说，“农村有艺术活动，也正如有吃饭活动一样，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农村人们艺术要求之普遍是自古而然的”。他还讲到，一般人都有“唱”的冲动，如果没有可唱的东西，在实在憋得吃不住的时候，就唱几句地方旧戏来出出气；群众翻身以后有了土地，土地不但能长庄稼，而且还能长艺术，物质食粮可以满足最基本的需要之后，精神食粮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一步。没有可唱的东西即是审美的匮乏，改变匮乏的责任在关心和热爱群众的文艺家。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赵树理在论证文学艺术工作的出发点的时候，不是像当时其他许多人那样，不是首先讲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文艺作为革命政党宣传和组织工作的一种工具的特性，而是讲文艺欣赏是出自人的本性的一种自然需要。说“憋得吃不住就唱地方旧戏”，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席勒等人所说的“过剩精力”是艺术产生的生理基础，虽然那时赵树理很可能没有接触到德国古典美学。 文艺欣赏、文艺活动，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品。农民与城里人、知识分子一样，有文艺欣赏的权利。欣赏什么、怎么欣赏，有他们自己的应该尊重的选择。从这点，就显示了赵树理和革命政党领导者，和革命文艺运动主流、权威之间的有意味的一点差别。我们试来比较一下，瞿秋白被称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最早的一个倡议者和鼓舞者”③，他主持制定、由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的《俱乐部纲要》指出：“俱乐部的一切都应当是为着动员群众来响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每一号召的，都应当是为着革命战争。”④他比赵树理早得多就注意到大众文艺要利用“旧式体裁”以适应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民众，但他这样做，是为了让革命政党的主张通过文艺为群众所接受。所以，他说： 革命的大众文艺因此可以有许多不同的题材。最迅速的反映当时的革命斗争和政治事变，可以是“急就的”，“草率的”。大众文艺式的报告文学，这种作品也许没有艺术价值，也许只是一种新式的大众化的新闻性质的文章，可是这是在鼓动宣传的斗争之中去创造艺术。⑤ 瞿秋白的看法在“五四”新文艺运动的先驱和革命的领导人中有相当的普遍性，在他们中若干人宣传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的热情里，除了以政治压倒艺术的偏颇之外，有时候还不自觉地带有对普通民众文化上和审美上的轻视。赵树理不是这样。他认为，农民虽然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农村中文盲众多，但农民的艺术欣赏能力未必很低。他说：“一个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艺’盲”，有的不识字的农民，“甚至精通了某种民间艺术”。⑥这是一个很精彩的观点，人的艺术感受力、鉴别力，与他的学历及书本知识的多少，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有些满腹经典的学究，未必能够领悟诗或画的妙趣；许多村妇野老也可能成为音乐家、戏剧家的知音。许多大文学家、大艺术家，都乐于和善于从民间艺术吸收营养，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更是有必要了解、学习并努力满足农民的艺术审美兴趣。文艺的大众化，并不必然要求为政治而牺牲艺术，并不必然要求降低作品的艺术品格，相反，它可能为艺术的创造开辟出新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