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的晚期风格

       对穆旦来说，复苏于1976年的写作确已进入晚期。然而穆旦的晚期更像是一个重新写作的开端，就其诗歌所涉及的多重主题和多重灵感来说，穆旦的这一时期更像是诗人写作生涯的一个中期，如果不是翌年初到来的死亡打断了这一过程的话。穆旦生命中及时赢得的这一年份的写作不仅对诗人自己是如此珍贵，也为中国诗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例外。或许缘于制度的因素，或许更深地缘于自我内在性的消失，20世纪里大多数中国诗人没有晚期写作，更没有晚期风格①，许多著名诗人只有青春期写作及青春期风格。这些青春期风格带着一丝疑似天才的闪光接着就沉落在暮气沉沉的平庸之中。这正是穆旦的晚期风格令人感到着迷的缘由之一。

       1976年春天，重新在诗歌话语中出现的穆旦散发出非凡的活力。最初的时刻，他对自己衰老的外貌带着一副旁观者的微笑。《听说我老了》②带着难以想象的温情与嘲讽语调，无疑，穆旦此刻的自我理解主要参照的不是作为生命自然时序中的身体，而属于一个诗人内在性的持续生成，他自觉到一种成熟的自我之歌正在唱出。年岁的老被诗人视为一种偏见或“传说”：

       它唱着，“时间愚弄不了我，/我没有卖给青春，也不卖给老年，/我只不过随时序换一换装，/参加这场化装舞会的表演。”

       此刻穆旦有着一种难以掩饰的骄傲：衰老的身体只是一件外衣，诗人似乎是入乡随俗地随时序“换一换装”。引号内的话语带着一种罕见的乐观，而这种回答实则是一种内心独白，诗人的声音始终处在高于或深于那些关于衰老的谈话者的地方。诗人强大活力的源泉在于：它参与诸多生灵在更广阔空间的游戏。这是一个内在性的奇迹宣告：诗人内心的存在依据并没有在身体折磨与政治迫害中丧失。

       穆旦的晚期写作无疑有着对身体的自然史与精神生活史的双重参照，但他深切地感受到对自我、对个人记忆与经验的表达需要一种更强大的依据或参照更广阔的事物“列表”：从“深心的旷野”、存在的或想象的物种到“凝神的山峦那辽阔的静穆”。在精神生活史的意义上，穆旦似乎并不打算接受晚期的概念。但他无疑知道或深信，他生活在自然意义上的晚年，和一个观念史意义上的晚期社会。自然史意义上的晚年让穆旦的晚期风格时常充满哀伤，几近一种悲哀的“浪漫主义人格”；然而诗人对他生活其中的一种观念史意义上的晚期社会的洞察力，又使他极具批评性的想象力，就此而言，穆旦的晚期风格指向的是一种话语的开端，他是一个开始者。穆旦将哀婉的个人感情有力地置于观念史的批判之中，又使之成为一个浪漫主义情感的终结者。

       在《“我”的形成》一诗中，对自我的质询更明确地指向了谎言制度、机关、权威和制度的荒诞性。这是穆旦晚期诗歌中一种坚韧的力量：他能够提供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测振仪般的敏感性，一种对更广阔的经验世界的检测与敏锐表达，而非仅仅是一种个人记忆或专名化的私人经验。在穆旦这里，个人经验与感受力及其话语表达镌刻着一种社会与历史属性：这种属性不是外部力量强行打上的，而是来自诗人自身的一种巨大的、成熟的主观性的力量，正是这一主观性的力量，将经验世界的各种碎片熔铸为诗歌的话语。

       穆旦是一个能够对非诗的经验、尤其是政治与社会经验进行转换的诗人：“报纸和电波传来的谎言/都胜利地冲进我的头脑，/等我需要做出决定时，/它们就发出恫吓和忠告。”时值“文革”后期，宣传机器制造的谎言已经在每一个人那里被内在化。他如此“轻易地”让“报纸和电波”进入“我的形成”这一经验核心，如此强有力地逆转了“报纸和电波”这些“红色词汇”的语义，这得力于穆旦对经验世界及它所激发的思想能量的注重。对穆旦而言，诗就是强有力的思想。穆旦接着描述了一个被动的我的形成：

       一个我从不认识的人/挥一挥手，他从未想到我，/正当我走在大路的时候，/却把我抓进生活的一格。

       这既非偶然的比喻，也不是什么象征，而是一种现实。穆旦发展出一种批判性想象力和修辞方式，将一种抽象的生存事态与感性的直接性描述融为一体。对自我的反省构成了穆旦政治社会批判的灵感：“从机关到机关旅行着公文，/你知道为什么它那样忙碌?/只为了我的生命的海洋/从此在它的印章下凝固。”

       被动的感受是穆旦一生中、尤其是他后期生活不断重复着的负面体验，从“反右”直至“文革”中“历史反革命”的定罪，加之于诗人身上的罪名都有从机关到机关的公文旅行程序，被给定的命运上都加盖有“印章”。一枚枚印章使自由的生命渐渐“凝固”。与此同时，穆旦的诗显示了对主体与生命的自觉，难道在这些悲哀的诗句中穆旦不是在同时探索着拯救的可能性?至少逃离陷入一个牺牲品或殉葬品厄运的可能性?“我知道泥土仍将归为泥土，/但那时我已被它摧毁。”当诗人如此警觉的时刻，可以说他已经在逃离被摧毁的命运。

       有理由把穆旦的晚期风格视为一种“批判性的传记”或“批判性的自传”式的写作，由于一种社会性的自我建构的普遍参照既非凝神的山峦般的静穆，亦非自由的生灵，而是绝对权力的支配，是机构的公文、印章，尤其是无时无处不在的报纸和电波传播的谎言，穆旦把一种批判性的自传作为他的方法与灵感。批判与否定性是从面对一种传记式的自我形象的质疑开始的。穆旦的晚期写作是1957年知识分子“葬歌”主题的一种反题。再也无法回避对集体英雄主义和神话式政治权威的怀疑，再也不能回避谎言、恐吓、最终摧毁自我的政治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