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前苏联汉学家罗果夫曾在北京一个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的晚会上说：“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不但解放了中国的土地和人民，连死了的鲁迅也被解放了。”许广平对此深表赞同。因为这让她想起了抗战时期国民党“作为首都的重庆”，人们在纪念鲁迅的时候，往往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阻挠和破坏，他们不是“霸占会场，捣毁什物”，就是“驱逐出席人士，禁阻主席到会”；可现在呢，在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的时候，在这解放了的新中国首都和全国各地，人们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会，“情况空前的热烈”，真是给人以冰火两重天之感。在此种自由纪念鲁迅的氛围中，许广平以为“充分研究鲁迅、批评鲁迅、介绍鲁迅”就有了非常现实的可能。在这意义上，许广平自会认同罗果夫所言，“鲁迅的确也被解放了”。①这个被解放，其实就是指鲁迅不会再遭受国民党时期的那种禁锢和压抑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宣传鲁迅和研究鲁迅都会成为一种冒险的行为，成为进步文化人的一条罪状，而现在，许广平认为当然不会了。鲁迅的时代已经来临。在这意义上，也只有在这意义上，鲁迅的时代是随着毛泽东时代的到来而到来的。 当代史学家一般以为，毛泽东时代是指1949—1976年，即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或“文革”结束27年间的历史。应该说，毛泽东时代人们对鲁迅的接受和阐释是非常复杂的，但在一些特殊的政治、文化场域中，鲁迅往往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误读，有些还是非常充满善意的误读。在这鲁迅接受和传播或鲁迅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不少研究者、叙述者和阐释者都贡献了自己的激情和力量，而这方面表现尤为出色的应该说是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和鲁迅的弟子兼友人冯雪峰。 一、永远的“小兵”：许广平对于鲁迅形象的塑造 我想先从许广平说起。为了让鲁迅思想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为了把鲁迅塑造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文化战士，应该说，作为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发挥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作用。在处理鲁迅与中共、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她可说是处心积虑，充满了一种决绝的温情，但也正是如此，许广平的有关论述和回忆的真伪，以及在鲁迅现象史上所曾产生的正面和负面价值，才需要重新予以考量。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纪念鲁迅去世十三周年的日子里，许广平就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牵着亡夫的手把他的灵魂献给了新中国，这只要看她当时写的《在欣慰下纪念》一文就可知道了。她于此迫不及待地塑造了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鲁迅形象。首先，她认为鲁迅很早就接触了马列主义理论，阅读了马列主义书籍：“早在未离开北京(一九二六年)到厦门去以前，从他的藏书中，我们就看到有如《马克思主义与法理学》《托尔斯泰与马克思》《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者文化论》《艺术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艺术论》《文学的战术论》《文学与革命》等的书籍。可以说很早他就已经呼吸着无产阶级理论的教育了。”其次，她认为鲁迅在1927年由于目睹了大革命失败中血的教训，确定了“对无产阶级领导的确信”，而在1930年代加入“左联”以后，更是通过“这一机构，全心全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在他去世前写的文章中才会对中共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表示衷心拥护。正是由于接受了党的领导，鲁迅在后期所作的一切，才“不再是他自己个人的独自表现，而是在全中国人民都共同一致的大合奏里了”。而“这大合奏的指挥者是谁呢?无疑地就是今天我们全中国人民拥护的英明领袖毛主席”。②这样，许广平就相继勾勒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鲁迅形象，一个隶属于党的鲁迅形象，一个忠于毛泽东的鲁迅形象。这三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已经预言了鲁迅在1949—1976年间中国的历史走向。鲁迅在较长时间内的意识形态化过程，说到底就是这三个形象渐趋合一的过程，而其最后的归结点就在于如何论述鲁迅对于毛泽东的向往和忠诚。此后，许广平在这条重塑鲁迅的路上似乎走得越来越畅快而沉稳，但相对鲁迅真实而富有张力的思想而言，这可实在有些愈行愈远了。 细察许广平对鲁迅形象的塑造过程，1959和1966是两个重要年头。1959年，她在“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下，写了一本拟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书，名叫《鲁迅回忆录》。在书中，许广平不遗余力地介绍了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对于苏联及其领袖列宁的赞美，对于共产党的忠诚和毛泽东的信赖，尤其凸现了鲁迅是一名小兵的形象。她说：大革命失败后，鲁迅的“思想有了突变，从量变到了质变，于是他否定了进化论的偏颇，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真理，投入了阶级斗争的行列，他自己说愿意在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当一名‘小兵’”。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认为“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革命先驱者的思想归趋，许广平就此论述了鲁迅对于中共的认识：“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鲁迅亲眼看到，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在这条道路上披荆斩棘、浴血奋战地英勇前进，因此他对中国共产党无限爱戴，诚诚恳恳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又以《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为例，说明鲁迅“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表示了他由衷的感激和无限的信赖”，也表现了他“坚决维护党的原则，紧紧跟着党走，一时一刻也不离开党的忠实态度”。③这个观点也在论及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时体现出来。鲁迅曾经把瞿引为人生难得的知己，并且在他被国民党残杀后不惜扶病编印了两卷精美的《海上述林》，尽管下卷出来后，鲁迅自己也去世了，这之间所包含的火一样的情怀却更能打动每一个良知未泯者的心。这里有个问题，就是鲁迅为何只负责编印了瞿氏的译文，而没有刊布他的文稿呢?许广平以一个知情者的口吻写道：这是因为瞿秋白的创作文字“含有思想性、政治性的文字”，必须“尊重党的意见，要党来作最后决定”，而当时并没有审定烈士文集的条件，因此只能等到革命胜利以后方能实施了。现在我们知道，鲁迅其实在生前就已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出版瞿秋白文集的准备工作，如果假以时间和经费，这部文集也会经鲁迅之手编印出来的。这暂且不管，我们还是来看许广平由此得出的结论：“鲁迅不敢私自决定先印创作的态度，充分显示出他对党的尊重，对革命的尊重。”因之，鲁迅的价值在于，作为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鲁迅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把“一切交给党，听命于党”的“范例”。在此之上，许广平甚至乐观地预言鲁迅“绝对服从党”④或把一切交给党的精神必将获得人们认同，并将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关于鲁迅和党的如上关系，或许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罢，许广平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又不惜笔墨作了一次强调性的说明：“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在党的具体领导之下来进行的。他对党的关怀热爱，是和每一个革命者一样的。他对党的尊重，是达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一个‘小兵’的态度自处的，就是对左联的工作，他也不是独自擅专的。处处请求明甫(茅盾)先生一同商量问题，然后再听从党的最后决定。即接见外国记者，也常常和明甫先生一同见面。他寤寐以求的是如何为党增加力量，如何为党更好地工作，如何想法为党和革命造就大批的战士。因为亟望革命的人多，他就对青年爱护备至，多方培植。这是鲁迅的优点，也是笔者所见于鲁迅的最重要的方面。”⑤于情于理，鲁迅都是党的鲁迅，现在看来，许广平真是把此种依从关系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考虑到她在次年就被同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这本书真可当作她的一份令人满意的入党申请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