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属于不属于文学，大概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仅仅在于文化的传承问题。如果中国的思想史家将鲁迅杂文像《论语》一样作为中国思想史的经典著作之一加以研究并代代传承下去，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不将其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关系。现在的关键在于，除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之外，并没有任何一个研究领域将其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而我们又是认为杂文、特别是鲁迅杂文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没有加以研究并代代传承下去的必要的，杂文就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内容被传承下来，也成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仅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还是将“杂文”作为“文学作品”而不是作为“论文”来看的。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杂文”是“语言的艺术”而不是“语言”本身的直接运用，而“语言的艺术”就是文学。什么是“语言”?“语言”首先是指称的，而不是表现的，它指称一个具体的对象，是这个对象的语言符号。松树就是松树，柳树就是柳树，它不是指称的任何一个其他的对象。将这些单词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结合起来就能表达一个更加完整的意思，但这个“意思”也是指称性的，是指的某个确定的意思。读者或听众只能按照这个意思接受和理解这句话，而不能将其理解为别的意思。一个词语可以是抽象的，名词中有抽象名词，一个句子表达的意思也可以是抽象的，是一种抽象的观念、理念，但它仍然是指称性的，就整体而言，它只是自己的“所指”，而不是自己的“能指”。中国语言中的“道”可谓是抽象之至了，但它仍是指称“道”的，而不是指称的“道”之外的某个别的事物。运用“语言”可以写成文章，写成一部煌煌巨制，其中可以包括很多很复杂的思想，但这些思想也都是有确定性的，因而也只指这种思想而不指其他的思想。仅就其中的一个思想，都是单义的，而不是多义的。 “语言”这种事物，有一个怪异的特征，即它本来就是一种艺术，像我们上面所说的“语言”倒是人类有了理性之后从“语言的艺术”中抽象出来的。所以不论在西方文化史上，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先有文学，后有理论。在西方，首先出现的是神话、史诗和戏剧，然后才产生了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十多德这样的哲学家、思想家；在中国，也是先有神话传说和《诗经》里的诗，然后才有像老子、孔子、墨子这样的思想家。直至现在，“语言”这个概念还只是在那些语言学家的观念中的一种存在，这样的“语言”也更多地被运用于那些哲学家、理论家的文章或著述中，是他们理性地把握事物的一种方式。我们平常人所说的话，倒更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是带有文学性的，是“言语”，而不是纯粹的“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人的创造，是人意指事物的一种符号，而任何事物又都是首先在人的直观感受、直感印象或回忆、想象中呈现出来的，因而语言的符号就不仅仅是指称性的，同时还是表现性的，不但有其“所指”，而且有其“能指”。在这个意义上，松树不仅仅是松树，柳树也不仅仅是柳树，松树是坚贞的，柳树是灵活的；松树是个硬汉子，柳树是个温柔的女性，都是有多种意味的浑融整体，并且越是更多地出现在自己的经验世界中，其意味越是浓郁，含义越是丰富。与此同时，语言符号本身也是音和义的复合体，不是一种单质的存在，到了文字的语言，又有了“形”，成为形、音、义的复合体。其潜力就更其丰富和巨大了。我认为，所谓“语言的艺术”，所谓文学，实际就是不但运用语言符号的所指、同时也充分利用其能指以将人对事物的感受和理解更充分地表达出来，而联系这些所指和能指意义的不再是固定的语法关系和逻辑推理程序，而是人自由创造出来的各种特异的节奏和结构形式。这种表达不仅仅是指称的，还是表现的；不是单义的，而是多义的；不是一个确定的结论，而是一种浑融的意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里已经不是对任何一个具有确定性的事物或理念的指称，它说的已经不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一个事实，甚至也不再仅仅是作者的“愁”的心情，而是一种有万般滋味、千种变化着的复杂心情，并且这种感受也已经不仅仅属于该词的作者，同时也流到了读者的心中。它把一种用“语言”无法直接表达的意思表达了出来。 实际上，鲁迅的《青年必读书》也是这样的“语言的艺术”，是“文学”，而不是直接运用“语言”进行的“论说”。 1925年1月，《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10部的书目。所以，这个题目实际是一个“问题”，是《京报副刊》向象鲁迅这样的学界名流提出的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显而易见，《京报副刊》的编者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其意绝对不是为了为难象鲁迅这样的专家和学者，而是怀着尊敬和信任的态度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并且认为他们不但能够很轻易地作出自己的回答，而且他们的回答对于青年的读书以及青年的成长和发展肯定是有指导意义和实际帮助的。实际上，其他的专家和学者也确实已经按照编者的要求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开列了自己认为青年必读的书目。 这是《京报副刊》编者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些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的期待。 但是，鲁迅并没有满足《京报副刊》编者的期待，也没有满足我们这些读者的阅读期待。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乍一听来，这个回答确实让人感到失望，也颇觉鲁迅辜负了《京报副刊》编者的美意。按照我们中国人向来的习惯，鲁迅这里的回答是有点不近人情的。但要从鲁迅一方面着想，我们也会产生另外一种感觉，也会感到鲁迅说的倒是一句更加实在的话、心里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大凡真正的读书人，真正爱读书的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需要读书的，并不关心别人或青年应该读什么书、不应该读什么书，更不会为了做青年的导师才去读书。所以鲁迅说“从来没有留心过”倒是读书人之常情，让人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已经胸有成竹或认为自己能够作出正确的回答，反而是不合常理的。 在中国古代，是有过与“青年必读书”相似的问题的答案的，那就是宋明理学家为青少年规定的固定的教材：“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左传》)，并且这个“必读书目”也曾与鲁迅有过关系。鲁迅说：“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①实际上，规定了人们的读书，也规定了人们的思想，起到的是束缚和禁锢人们的思想的作用。所以，鲁迅接着说：“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