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107(2013)04-0104-06 由于政治或战争原因，20世纪的中国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充分，且政治伦理视角在当代文学创作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经济问题多被转换为政治问题、伦理问题，商人形象和商品经济的成长过程常被简单化或妖魔化处理。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建立和发展，现代化进程深入，商业生活的社会地位高涨，经济理性主义盛行，在全新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下商人形象得到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在新的时代要求面前，大陆商界小说作家们直面中国当代经济生活的现实，以其高度的敏感触觉到社会经济乃至文化观念等领域里的现代性变革，近20年来，无论是商界创业小说、商贾历史小说，或商战职场小说，都以商人、商业及商业文化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通过纷繁复杂的商战风云，塑造了一大批丰满鲜活的崇尚财富、敢于逐利的商人形象，充分肯定并热情赞扬人们的商业抉择和财富欲望，诗性弘扬了现代商业精神和经济理念，对于中国经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展开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并且在城市文学话语系统中逐渐呈现出独立的姿态。 一、应运而生的大陆商界小说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商业经济生活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中国社会现实。商界小说紧扣时代脉搏，以“商界”的商业经济活动作为创作题材、描述商人在其中的创业传奇、财富追逐、欲望奔突和职业成长，彰显现代商业精神与经济理性，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市场化、现代化进程进行着同步的叙述。 虽然中国大陆作家群体早在80年代末就悄悄地把笔触伸向了经济生活领域(如钱石昌、欧伟雄的《商界》与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没》等)，但首先引起中国读者广泛关注的是1990年代文坛刮起的“梁旋风”：1992年起国内各大出版社接连推出香港作家梁凤仪的《醉红尘》、《花魁劫》、《豪门惊梦》等一系列财经小说，以香港风云变幻的商界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自立奋斗的女强人形象，揭示商界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以及商业社会的人情世态之炎凉，迎合中国大陆市场经济大潮初涌、人们希望认识陌生的商界甚至期冀投身商海的现实需求；同时，对外开放带来的国人“出国热”乃至“淘金热”持续升温，相应以留学生作者群为主体创作的、反映在域外经营获取经济成功的小说如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漫哈顿的中国女人》和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等也风靡一时。域外来风为现代商品经济春潮初起时怀揣“致富梦”的中国百姓掀开了商业社会面纱的一角。 域外来风为内地作家带来了启示。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全面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进程，“房地产热”、“经济特区热”、“炒股热”、“经商热”、“集资热”，市场经济的商潮风起云涌，新兴的商人阶层引领商界风流；都市商业文明成为当代中国最活跃、最重要的人文景观，商业中国成为当代大陆文学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近20年来，伴随着商潮的起伏涨落，当代文坛以反映商业经济活动为主要题材、以塑造商人形象为基本目的、彰显经济与文化理性的小说创作如火如荼，对于商业中国的透视从1980年代末表现农村商业活动复苏和城市商业体制改革启动，到后来市场经济大潮奔涌下的“市情商态”，商界小说展开了全景式的书写：特区掘金、股市交易、地产运作、官商勾结、商场博弈……“商界精英鏖战商海的英雄本色、白领丽人实现自我的商业出击、市民文化解构精英文化的‘痞子话语’、‘城市新民’追逐欲望的物质主义终极理想齐集笔下”[1]全方位、多角度地揭示现代商业经济活动的缤纷复杂；不仅是时代商战风云，作家们还把笔触伸到历史领域，对民族商业秘史进行探寻和解密，彰显已成为历史的商界风流。在现代性话语与传统话语、政治话语与经济话语等多元话语权力或对抗或合谋下，商界小说文本中传奇叙事、欲望叙事、消费叙事、纪实性叙事各显风采；丰富的题材选择和话语表达，开创了商业题材小说创作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并且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化，作家们的商界认知亦不断深入，创作也日趋成熟，从当初的记录商战原貌到弘扬现代商业精神，反思现代性困境，小说主题的开掘逐步深化。 总之，与社会转型和商人群体的崛起相伴随，商界小说创作日益兴盛。商界小说从城市文学中衍生出来，它抓住了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商品经济现象；在城市这个空间里，演绎着令人眩目的商业博弈、财富传奇和欲望故事，展现在此过程中灵与肉的冲撞，诗意弘扬了现代商业精神和经济理性，也不同程度地直面和思考了现代性的根本问题：物质繁华背后的精神迷思。商界小说创作内容紧追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把商人、商业与商业文化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进行表现，发挥商业经济活动在小说叙事中的介入、联结与导向作用，在“经济”透视镜下重审人与人的关系、重新诠释人性本身，着力于新型商业精神的构建和现代经济理性的彰显，逐渐成为了“一组时间上具有一定历史延续、数量上已形成一定规模、呈现出独特审美风貌并能在读者中产生相对稳定阅读期待和审美反应的小说集合体”[2]。在城市文学话语系统中逐渐呈现出独立的姿态，表现出别具一格的审美品质与文化价值。并因商人阶层兴起导致的经济权力对社会“贱商心理”转向和文学表达“给力”的积极介入，从而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在文学场域中自由、自主的话语权力和表征空间。[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