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之初，“伤痕”、“反思”小说的结尾普遍存在着“希望原理”，蕴含着知识分子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乐观期待。[1]这种乐观正是历史转型期人们的理想、激情的释放和体现，表明其时知识分子对改造社会、获得幸福生活具有强烈的期待和信心。然而，随着“新启蒙运动”在1980年代末以失败告终，文学史转入后新时期，[2]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结尾已经失去了想象和构建美好未来的信心，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主人公大都有出走、死亡、沉沦或疯癫的结局。[3]也就是说，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已经不再洋溢着乐观主义，那种相信未来的生活将比过去和现在都要好的信念已经严重丧失了，相反，它们充满着绝望和虚无的气息。无论是反思历史还是讽喻现实，几乎所有的创作主体都远离了乐观向上的希望原则，不再为读者提供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许诺。这样不约而同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乔治·艾略特曾说“结尾是大多数作者的薄弱之处”[4]，这话说明了结尾创新的困难，也可以理解成结尾是最能透露作者内心世界的地方，我们可以从此索解作家对世界、人生及文学的情感倾向和价值立场。对于后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小说来讲，结尾作为其情节的重要部分，流露出创作主体对这个现实世界的否定和拒斥，但又没有信心和能力去想象和描绘理想的世界，这就是当下文坛的一种精神症候：乌托邦精神的式微。 乌托邦(Utopia)这一术语源出于托马斯·莫尔，本是指理想而臻于完美和谐境界的地方和社会形态，具有理想性和空想性，后来延伸到各种精神领域，代指理想化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比如社会乌托邦、革命乌托邦、审美乌托邦、宗教乌托邦等，是主体关于社会、革命、审美和宗教的无法实现却又美好浪漫的想象。卡尔·曼海姆这样指出乌托邦思想的超越现实性：“一种思想状况如果与它所处的现实状况不一致，则这种思想状况就是乌托邦。”“我们称之为乌托邦的，只能是那样一些超越现实的取向：当它们转化为行动时，倾向于局部或全部地打破当时占优势的事物的秩序。”[5]与此相似，赫茨勒则说，乌托邦精神认为“社会是可以改进的，而且是可以改造过来以实现一种合理的理想的”，乌托邦思想的含义是“依靠某种思想或理想本身或使之体现在一定的社会改革机构中以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6]不难发现，乌托邦精神则是指一种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幻想和愿望，包含着对“异化”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否定、批判和超越。此处所使用的乌托邦精神吻合了拉塞尔·雅各比对乌托邦的宽泛界说，“即认为未来可能要从根本上优于现在的一种信念”。[7]乌托邦精神实际上是人们对理想的生活、工作乃至爱情的一种信念，认为它们的未来特征远比现实中我们所熟悉、所拥有的要更加美好。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精神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前者在词义使用上强调思想的条理性和明晰性，后者侧重于表达一种精神倾向和冲动，但是两者并无本质的不同。乌托邦精神是抵抗现实焦虑和失望的精神支柱，它的萎缩和消解意味着精神生活中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和激情的迷失。对于创作主体而言，乌托邦精神的匮乏导致了他们在书写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性格时，捕捉到的大都是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的沉沦和颓废，呈现的是种种乌托邦思想对个体命运的拨弄和戕害。 乌托邦思想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一种精神现象，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实践之后，它还是远未实现，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存在许多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屠杀和专制，这自然引发了许多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和重写。事实上，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对革命乌托邦、爱情乌托邦、审美乌托邦和宗教乌托邦在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兴起、幻灭和嬗变所做的种种书写，寄寓、反映了创作主体的情感倾向和价值立场。下面我们举例分析一些后新时期影响较大的知识分子小说的结尾，来探讨其蕴藏的哲学意味以及主体的文化心态。 一、革命、社会乌托邦的幻灭 20世纪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远大理想是建立富强、民主、自由的现代国家，人民在没有贫穷、不公和专制的国度里安居乐业、幸福生活。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理想，革命、战争、政治运动、经济建设都曾被当做正义、合法的手段而实施。这个社会乌托邦曾经激励着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地流血牺牲，也让知识分子和民众一起遭遇了无数的考验和磨难。当然，社会是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进步，社会的发展不可能不需要付出无数人的青春和生命的代价，我们不能否认社会乌托邦思想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指向完美的乌托邦的追求，就没有人类的进步。”[8]但小说不必是对历史的合目的性的演绎和辩护，它更关注的是历史缝隙中人性的复杂以及个体的感觉和命运，以小说特有的方式和逻辑去发现存在的不同方面，“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9] 首先来看反思历史的知识分子小说，其中，启蒙知识分子成为革命者或者右派，他们原先改造社会的理想在战争、杀戮、饥饿、批斗和死亡恐惧中不复存在。许多经历“革命”、“反右”、“大跃进”或者“文革”的知识分子主人公，在小说的结尾凄惨、悲壮或默默地死去，而那些劫后余生的人则不再轻信未来将会得到彻底改变。 在《习惯死亡》的结尾，张贤亮让主人公重新回到大西北与旧情人相逢，但那里已经物移人非，他心中的孤独、苦闷和无望仍旧得不到排解。《叔叔的故事》的最后情节是叔叔打败了试图杀死他的自己的儿子，他感到再也不会快乐了，“叔叔的故事的结尾是：叔叔再不会快乐了。我讲完了叔叔的故事后，再不会讲快乐的故事了。”[10]主人公和叙述者都感到“快乐”在未来生活中的缺席，叔叔不再快乐是因为无法抹煞屈辱的历史，“我”则是因为清醒地看到叔叔一代人“光晕”背后的历史真实和人性弱点，不再相信快乐是轻易能得到的，它与冷静的理性也是绝缘的。无论怎样，没有快乐的生活和写作将是黯淡无光、了无生趣的。在《中国一九五七》的正文最后，叙述者周文祥虽然幸存，“然而怕只怕劫数未尽，大限未至，苦难遥遥无期……”“尾声”中的“我”为青春不再感到悲哀，为生死相隔和重逢渺茫“感到无限的失落与忧伤”。[11]《乌泥湖年谱》的最后一节描写了风雪严冬中的自杀、游街以及主人公丁子恒内心的惊悚和麻木，小说以这样的两句话结尾：“夜的黑暗便潮水一样从他的眼睛里一直涌向他的心间。动荡的1966年就是这样被黑暗裹挟着，从丁子恒的眼里以及心间沉重地走过。”[12]一句一黑暗，头顶的天空和主人公的内心没有一点光明，曾经被视为神圣的能够带来新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在此被彻底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