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7-0045-05 1920年代末，文学中心在北京与上海的游走一定程度上成为海派散文生成的催生剂，真正意味的海派散文开始成型并很快出现其鼎盛局面。一般认为，海派文学最多地“转运”了新的外来的文化，在文学上具有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它迎合读书市场，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它是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的；它是新文学，而非充满遗老遗少气味的旧文学。这四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海派文学的现代质。符合这样品格的海派，只能在1920年代末期以后发生①。海派散文作为海派文学的一脉，其整体文学性亦当作如是观。以吴福辉、许道明、李今等为代表关于海派文学(主要指小说)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且日臻成熟，海派散文却涉及较少。而海派散文的作家构成、创作个性、发展流变等都有着不尽同于海派小说的个性色彩。在海派散文的生成史上，京海合流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首先，在创作构成上，海派散文的代表作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京入海转型的作家，二是上海本地新起作家。前一部分作家就是随着“语丝”的分化及沪版《语丝》的出现而伴生的。“语丝”分化的直接原因是奉系张作霖政府因“有伤风化”之名查封北新书局，《语丝》受池鱼之灾。1927年12月，《语丝》移至上海出版，即周作人所谓的“沪版语丝”，1930年宣告终结。走马灯似的军阀执政及对文化人的迫害，使得鲁迅、林语堂、章衣萍等语丝同人避祸南下，语丝社友人风流云散。 北方的一些作家来到上海以后，似乎对海派文学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很快一改初衷，俨然海派。京派背景的散文作家在由京入海的过程中完全或基本蜕变成海派散文作家的，以“居士”章衣萍和林语堂为代表。章衣萍似乎早就有着“海派”的倾向。在北京时期的《语丝》上，章衣萍以“衣萍”笔名撰文28篇之多，数量居周氏兄弟后排第五位。此一时期即1924年11月至1927年7月间，章氏为文一概本着《语丝》刊物的固有宗旨，“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其文风主旨是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切关注，语词激烈、率真和叛逆，以《樱花集》为代表。但也恰在此时，章衣萍已露出些许海派气息，如其在《情书一束三版序》中直言：“居古庙而想女人，虽理所不容，亦情所难禁。‘女人，女人，女人’，想着，想着，写着，写着，这样所以有《情书一束》的印行。”或正因如此，章衣萍走在“京海合流”前头。早在1927年，章氏未等《语丝》终刊，便同妻子吴曙天联袂南下。在暨南大学当教授的同时，也把《情书一束》的传统发扬至极致，随后即有《枕上随笔》、《倚枕日记》的面世。章氏最终远离了“京派”，俨然成为一个地道的海派。 林语堂本为京派中人，但上海亦是其文学之源，他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同是1927年奔赴上海，但他的声名和影响却远甚于章衣萍。林语堂的“海”化稍复杂于章衣萍，其庙堂意识和京派背景的根要深于章衣萍。但因身居上海而受到现实及时局的影响与冲击，其“海化”的散文小品也时或出现。如发表于1933年的《谈女人》如此说道：“近来觉得已钻入牛角尖之政治，不如谈社会与人生。学汉朝太学生的清议，不如学魏晋人的清谈，只不要有人来将亡国责任挂在清谈者身上。由是决心从此脱离清议派，走入清谈派，并书：‘只许我扫门前雪，不管他妈瓦上霜’之句，放于案上玻璃片以下以自戒。书完奋身而起曰‘好!我们要谈女人了!’”“谈女人”似乎宣示了林语堂小品写作与海派的合流。林氏散文论及范围广大精微，政治病、西装，甚至牙刷等，信手拈来，真是无所不谈，追求自我心头的轻松，书写自己的世界，远离经世文章。然而，质言之，林语堂散文的“海化”体现着的至多是一种向上海市民社会的倾斜；它解放了读者的趣味，是一种“轻文学”的新文体。而实际上，林氏之救国救民之心一直潜藏于中，距离“海派”为文的“潇洒”尚远，其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始终难以脱却。这从他的很多言行中，不难体会得到。如1932年他在《论语》发刊词中如此说：“无心隐居，迫成隐士”，在北伐革命及接踵而来的国民党的“清党”和“钳口”政策下，既不愿以头颅作政治的祭品，又不愿避世，生存技巧便成为在严酷的政治现实中实现个人价值取向的基本保证，有所坚持与有所逃避，结果便是走一条非普罗的路线：“一定要说什么主义，咱只会说是想做人罢。”②1933年初林语堂在中央研究院任上曾参加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7年林语堂移居美国途经日本时写下的《临别赠言》说：“在国家最危急之际，不许人讲政治，使人民与政府共同自由讨论国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认为这是取亡之兆”，“因为一个国决不是政府所单独救得起来的。救国责任应使政府与人民共负之”，“除去直接叛变政府之论调外，言论应该开放些，自由些，民权应该尊重些”。显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其“海”化是一种被迫与生存技巧，林语堂尚算不上地道的海派散文中坚作家。 诚然，林语堂不是海派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但以他为精神盟主的论语派却直接促进了真正海派散文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如下： (一)刊物的市场导向 以林语堂为核心，论语派创办的期刊很多，主要有：1932年9月16日林语堂、陶亢德主编的《论语》；1934年4月5日林语堂、陶亢德、徐
合编的《人间世》；1935年9月16日林语堂、林憾庐等主编的《宇宙风》等。论语派期刊已经不同于《语丝》时代的同人杂志性质。在上海特殊的工商背景下，出版商与文人将文字作为商品出卖的焦虑较前凸显。正因如此，林氏刊物及论语派刊物对上海以商业性赢利为动机的文化工业持认可的态度。将刊物定为“半月刊”，林语堂也有着商业性的考虑。他在《说小品文半月刊》一文中，就特别比较了季刊、月刊、半月刊、周刊等的区别，他说：“今人所办月刊，又犯繁重艰涩之弊，亦是染上带大眼睛穿厚棉鞋阔步高谈毛病”，“总不及半月刊之犀利自然，轻爽如意……稍近游击队，朝暮行止，出入轻捷许多”，“周刊太重眼前，季刊太重万世。周刊文字，多半过旬不堪入目，季刊文字经年可诵。月刊则亦庄亦闲，然总不如半月刊之犀利自然，轻爽如意……半月刊文约四万，正好得一夕顽闲闲阅两小时。阅后卷被而卧，明日起来，仍旧办公抄账，做校长出通告，自觉精神百倍，犹如赴酒楼小酌者，昨晚新笋炒扁豆滋味犹在齿颊间”③。半月刊所隐含的灵活、轻巧、亲切等正显示着与都市大众文化的谐和及节奏的共鸣。同样源于商业文化的机制，论语派的诸多刊物相对开放，编辑是只认文章不看人，迎合着一般市民大众的欣赏口味，追求着大众流行。论语派的所谓“派”已然不是一个严密的社团组织，林氏刊物上的作者成员非常复杂：北京作家有周作人、俞平伯、刘半农、孙伏园、章川岛、李青崖、郁达夫、沈启无、姚雪垠、刘大杰、江寄萍、丰子恺等，左翼作家有鲁迅、陈子展、徐懋庸、风子(唐弢)等，另外像宋庆龄、蔡元培、胡适、郭沫若等也赫然在列，可谓八方汇聚。值得注意的是，在林氏刊物上，年轻一代海派文人纷纷加盟。主要有邵洵美、周劭、章克标、徐
、陶亢德及黄嘉音、黄嘉德兄弟等；1940年代成名的苏青最早也于1935年以冯和仪之名为《论语》和《宇宙风》写作。另外，更大范围的新起作家还有林徽音、钱歌川、叶灵凤、马国亮、梁得所、潘序祖、张若谷、周黎庵、周楞伽、毕树棠、钱仁康、燕曼人、林无双、林如斯、林疑今、林惠文、余新恩等，其作品经常出现在林氏主办的及林氏影响下的刊物上。如此，海派散文乘论语之风而起。新起海派文人表现出更为超拔、清新的散文风格，由此形成真正的海派散文并很快出现了海派散文的鼎盛期。林氏刊物实际为海派散文的兴起与兴盛提供了平台。显然，论语派刊物因市场导向及市场机制规约而显示出来的宽容，注定其不是一个严谨的散文派别。各组成成员的风格差异相较明显。一些北方成员如老舍及一些内地成员如老向与何容等本身就没有沾染多少上海气。然而，上海的卖艺为生与北平“吃皇粮”的贵族式学者的生存方式毕竟有着很大区别。④南下文人的大部则显示出对上海现代物质文明所怀有的那份颇为暧昧不明的情绪以及与现代都市尚未完全融入但已切身感觉到的胶着。散文小品所表现出的游戏、趣味、幽默及闲适等已经显露出与1920年代散文路径的差异。在上海特殊的时空语境下，“语丝”时代的文化政治立场等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语丝”时代所看重的对于一切卑劣之反抗、排击及挑战的意愿似乎已经减退消沉，而以“谑而不虐”⑤及“幽默”代之。这似乎也正意味着他们的“海”化，然而毕竟又未能使其变成地道的海派文人。传统文人的“问世”思维始终或隐或显地规约着他们。不过，由于论语派与林语堂的“宽容”，客观上却使一批“小海派”将之作为平台实现了带有“派”味的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