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就笔者所知，目前在认为共产党在郭沫若归国抗战问题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文章书籍当中，尤以沈鹏年先生的两篇文章写得最详细、最言之凿凿： 祖同亲口告诉我，他“为郭老归国问题从奔走联络到护送抵沪，是阿英的嘱咐和共产党的委托”。关于郭沫若—阿英—金祖同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三十年代出版的《秋窗集》(孔另境著)、四十年代出版的《风土小记》(金性尧著)以及最近出版的《阿英文集》和《阿英散文集》中得到印证。足见祖同所言非虚。① 1937年6月，郭沫若要金祖同回国代办一些事务。金与沈尹默谈了郭的归国问题。沈尹默表示：此事本来可托蔡元培和吴稚晖向蒋说情，但怕潘公展等党棍捣乱破坏，感到为难。金把原委告诉阿英后，阿英立即通过李克农报告周恩来。于是郭的归国问题才获解决。同年7月，周恩来、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在庐山继续谈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恩来要求邵力子和陈布雷协助营救郭沫若归国。7月17日国民党收到《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不久蒋被迫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7月20日，陈布雷的直接下级、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秘书王芃生，指派赴日本搞情报的钱瘦铁，由金祖同陪同拜访郭沫若，商定郭归国的具体事项。7月23日王芃生电汇五百元给郭作安家费和归国之用。7月25日钱瘦铁护送郭上船。7月27日上午当郭沫若安抵上海时，陈布雷早已安排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在轮埠恭候。当天下午，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和司法院院长居正联名，发出宥字第547号对郭“取消通缉”的训令。② 根据这两篇文章提供的线索，笔者查阅了“郭沫若与阿英”、“周恩来与郭沫若”方面的文章，结果却大相径庭。阿英之女钱小惠是如此叙述此事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7月27日，郭沫若怀着强烈的爱国激情，在友人帮助下，历尽艰险，秘密搭轮来到上海。/父亲得到消息，第二天立即赶往沧州饭店看望，一别十年，如今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又见面，双方都十分的激动。”③该部分文字告诉我们，阿英与郭沫若归国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关系——阿英只是在得到消息后的第二天“赶往沧州饭店看望”郭沫若。关于“周恩来与郭沫若”的文章有24篇，除农伟雄先生的《周恩来和郭沫若休戚与共至终》④外，其他23篇⑤都未提及此事。既然沈先生的文章有如此错误，所以郭沫若归国抗战“共产党功不可没”这一主要观点不能不令人怀疑。 由于该问题主要涉及周恩来、陈布雷两个人，所以只要搞清楚他们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郭沫若归国这段时间里的相关情况即可。 二 问题的考证 根据《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可以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与陈布雷见面的时段可能有三个：1937年3月下旬、5月下旬末、7月13日(或14日)—7月18日，现在我们就来逐一考证。 1937年3月下旬 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为： 3月下旬 由于国共谈判问题已需同蒋介石直接商谈解决，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飞抵上海。先同宋美龄会晤，将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宋，请她转交蒋介石。宋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周恩来在上海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东北抗日将领李杜等会晤。⑥ 关于陈布雷的情况为： 二月十二由沪赴京，十五日举行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决议案。……三月中旬由京回慈溪祝外舅杨先生八十寿，献寿言一篇，留慈二日仍返京。三月下旬由京赴杭，四月四日再至溪口助理蒋介卿先生丧事，为蒋公撰祭兄文。⑦ 结合两段文字可以知道，3月下旬到杭州的周恩来与同在杭州的陈布雷存在着见面的可能性。遗憾的是，这种可能性目前找不到其他任何材料证明——包括陈布雷日记。 至于郁达夫1937年5月18日给郭沫若写信的“历史背景”，郁达夫在当天的信件中有非常清楚的说明： 前月底(按：具体时间为4月30日至5月4日)，我曾去杭州，即与当局诸公会谈此事，令妹婿胡灼三，亦亟亟以此事为属，殊不知不待伊言，我在去年年底返国时，已在进行也。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我在前两月函中，已略告一二，因事未成熟，所以不敢直告。大约此函到后，南京之电汇，总也可到，即请马上动身，先来上海。⑧ 从该信可以看出，郁达夫1937年5月18日给郭沫若写信的“历史背景”与沈先生的说法大相径庭：为了郭沫若归国事，郁达夫曾前往杭州“与当局诸公会谈此事”；在陈仪、何廉、钱大钧等人斡旋下，蒋介石才同意郭沫若归国。 5月下旬末 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为： 5月下旬末 飞上海。在上海、南京停留的数天内，同各方人士谈话，争取中共的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宣传抗日的刊物。同时还会见了中共在上海的部分秘密党员。 6月4日 抵庐山。⑨ 关于陈布雷的情况为： 五月二十日回京，病体仍未痊愈，蒋公闻之，命续假在京静养，以杨济民医生之劝，至鼓楼医院检验身体，知贫血已甚，乃购肝脏制剂饮服且注射焉，疗养匝月，效果殊尠。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