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文学史进行断代与阶段划分，是文学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要对文学的历史发展做出清晰的描述与评判，就必须对具体时段的文学状态进行价值定位和历史透视。把改朝换代的历史巨变或其他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事件(譬如戊戌变法、鸦片战争、甲午海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作为文学史断代的重要依据，已经逐渐成为现代汉语文学史编纂的一种成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写文学史”潮流风起云涌，文学史家们以不同的价值诉求和研究方法，力求拓展文学史的空间，以创新意识为先导，试图摆脱文学史分期的思维惯性，通过突破封闭的学科壁垒和陈旧观念的枷锁，反思并重构文学史的版图。现代性、人道主义话语、人性解放、艺术自觉、语言革新、空间结构、传播革命等维度，都成为重新阐释某一特定时期文学史的重要角度。具体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撰与写作上，文学会议在建国初年就已经成为文学史分期的一个核心变量，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1966年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和1979年的第四次文代会，都已经是无法绕开的研究对象。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讲话》的问世视为抗战文学或解放区文学的转折标志，把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起点，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或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都已经是产生普遍影响的学术观点。 一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第一次文代会 在文学会议研究的学术走势上，文学会议与文学史分期的内在关联，一直是研究界密切关注的学术焦点，因为这一问题牵涉到对一个具体时段的文学发展的总体定位和基本判断。文学史分期问题必须体现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在分期标准上必须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符合学科特性，研究主体不能以自己的客观意志对文学史进行随意的分割。因此，研究者要有所创新也显得特别困难。在突出标志性文学会议的转折作用时，应当避免以阶段性割断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文学史分期并不是对历史的随意分割，分期模式往往是研究主体的文学观念的集中体现。一种文学史分期的思路包含着对一个特定时段的文学发展过程的定性，其划分的逻辑框架和价值标准不仅彰显了研究者的历史视角、价值观念与方法体系，还承载着对文学的审美选择以及与文学相关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坐标的综合考量。一些文学史家将文学的历史分界线称为“质变点”，这就意味着两个相互连接的文学时期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在矛盾重重、枝蔓丛生的文学发展历程中，以文学史分期为基础，通过断代描述来进行定性分析，这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关系和历史关系。当不同研究者在面对大致相同的研究对象时，采取不同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往往意味着对不同的文学标准、文学意义的强调与突出。特定时期关键的文学会议之所以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的重要依据，被不少文学史家确定为现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质变点”，这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会议的历史源起、文化变迁、制度设计和组织构架密切相关。 将文学会议作为中国新文学史(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的界标，不能不提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其初版本1951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但只有上册，下册1953年8月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现在通常看到的版本是1954年3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完整版。在某种意义上，这部文学史著作奠定了将文学会议作为文学发展的历史转折的理论基石，其文学史观念、核心观点和方法论影响深远。王瑶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指导思想，认为“中国新文学史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担负的社会任务来规定；一切企图用资本主义社会文艺思潮的移植，或严格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内容来作概括说明的，都必然会犯了错误。”①王瑶将中国新文学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相当于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所分的第一第二两时期”；“第二时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相当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三时期”；“第三时期是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的五年，即从抗战开始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抗战期间前五年的文学”；“第四时期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七年，即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的时期”②。王瑶对自己为什么要将抗战文学分为前后两期进行了特别的说明：“我们不以抗战八年为一期，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分期的界线，就因为这讲话实在太重要了；解决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许多问题，使文学的运动和作家的实践都有了一个明确方向。而且历史证明了这讲话的全部的高度正确性，我们已有了好多优秀的善于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家和作品。这是新文学发展的方向问题，也是由‘左联’提倡大众化以来进步作家努力企图解决而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③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这四个阶段的命名与定性：“伟大的开始及发展”，“左联十年”，“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有趣的是，在下册作为附录收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二月)》中，历史起点是新中国的建立，这样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到十月一日之前的日子，在文学史中就成为一段历史盲区。 将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新文学史或者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个独立阶段的分期标志，以及将第一次文代会作为新文学史或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终结点，由王瑶确立的这种分期方式和分期标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一直是现代文学史编撰的一种基本框架。即使个别版本的文学史著作或教材稍有不同，但总体上是万变不离其宗。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在绪论中也谈到划分文学史阶段的思路，即从“五四”前夕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1927年到1942年《讲话》发表，1942年到1949年。作者在重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传统之余，也讨论外来的影响，但只关注苏联文学的影响。丁易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运动的基本方向”④，分期的核心标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轨迹，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第一阶段处于“萌芽状态”；在第二阶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被明确地提出，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第三阶段，《讲话》“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指导方针，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和成就”⑤。丁易以进化论的历史观，将《讲话》作为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历史高峰。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1卷)》(1955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只讨论1918年到1928年之间的文学发展状况，实际上是新文学的断代史，作者对新文学整体分期的看法，我们无从得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册)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历史分期上，这本史著将新文学划分为五个时期，即“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1919—1921)；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21—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27—1937)；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45—1949)。书中还有一则附录，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简述(1898—1917)”。刘绶松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的部分，它的发生和发展是与整个的革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相一致的，所以，中国新文学史上各个时期的划分，就应该依据着中国革命史各个历史的时期的划分来进行。这样的分期，才符合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实际，才能够科学地说明新文学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问题。”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