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的社会动力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3)03-0085-14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改革步伐明显加速，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市场化，因而90年代被认为是市场转型的加速期，在这个背景下，90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开始了持续快速的扩张。

       一、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何以可能

       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保持快速的发展。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高考制度恢复到1998年，是稳步发展阶段，高校招生规模从1977年的27.3万人增长到1998年的108.4万人，21年间增长了2.97倍；第二阶段从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进入超常规发展阶段，1998-2011年间，高校招生规模从108.4万人增长到681.5万人，13年间增长了5.29倍(见图1)。第二阶段的高等教育扩张速度之快、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图1 历年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8)》及2009-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汇总。

       一般而言，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规模会随之扩张，经济增长被认为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先决条件，因而，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具有较强的关联。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前提。但是，如果考察扩招前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发现两者的相关性不强。1980-1998年，我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99％，而1999-2011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0.02％，几乎没有变化(见图2)。为什么在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在1999年之后会如此快速地扩张呢?

       对于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最典型的“启动内需”说认为，高等教育扩张是在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严峻的情况下，为了启动教育消费，通过扩招“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与此相关的“急就政策”说认为，高校扩招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缺乏总体、长期的政策考量”的急就政策模式[1]；“体制转型”说认为高等教育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制约高校扩招的教育资源不足以及毕业生分配问题，因而市场化改革为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动力；“超前发展”说认为，这是国家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而实施高等教育超前发展，以增加人力资本的供给。虽然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都存在不足。“启动内需”说无法解释家庭高等教育需求形成的原因，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不足、教育收费增加的情况下，为什么包括贫困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普遍愿意为高等教育“投资”；“急就政策”说无法解释扩招政策长期化的原因，即在金融危机之后，高等教育入学规模为何仍然持续快速增长，这种增长甚至大大超出了政策建议者的预期[2]；“体制转型”说解释了扩招得以实现的前提，但无法有效解释高等教育扩张的动力，因为改革本身不是发展的动力，而只能适应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的需要扫除发展的体制障碍，从而释放发展的动力；“超前发展”说可以解释短期的快速扩张，却无法解释长期而快速的扩张，因为超前发展并非仅凭政府出台一项政策就可以实现，还需要相关条件为前提。

      

       图2 中国历年GDP增长率(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尽管高校扩招已经持续了十余年，但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乃至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学界对这种扩张仍然缺乏有效的理论解释；虽间或有对扩招的质疑及批评之声，但扩招更多被作为“社会事实”而接受，成了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外生变量。而历史经验表明，高等教育扩张虽由一些偶然性的事件所引发，但扩张得以持续则有决定性的力量在起作用，偶然性事件只是诱因。我国的高等教育扩张亦是如此，在扩招持续十余年之后，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认识高等教育扩张的深层动力成为可能。本文正是从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来剖析扩张的根源，把握扩张的内在逻辑。

       二、理论背景与文献综述

       (一)理论背景

       1.教育扩张的经典理论

       教育扩张的基本理论主要有两大流派，即技术—功能论和地位—竞争论。前者以现代化理论为背景，认为教育扩张是经济发展以及技术进步对受过教育的人才需求增长的结果。其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基础，在这种理论看来，教育扩张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扩张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教育系统会适应人才需求的增长逐渐扩张。后者以经典的冲突论为背景，认为教育扩张是由于文凭决定社会地位，使得群体及个人围绕教育成就的竞争激化，从而导致文凭的扩张远远超过功能性需求的结果。地位竞争论的代表人物柯林斯(R.Collins)认为，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是随着学位持有人数的增多，学位的膨胀促使雇佣能力的标准更高[3]；他通过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考察，认为古代和现代高等教育扩张都是文凭决定社会地位从而导致激烈竞争的结果[4]。

       在对地位竞争的具体阐释方面，埃默里奇(L.Emmerij)提出了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导致就业竞争中对文凭要求上升的螺旋形理论[5]；沃尔特斯(P.Watlers)认为，教育扩张实际上是在国家政策试图缩小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下社会上层维护自身在教育上优越地位的一个“安全阀”，因此教育扩张实际上可以起到一种反改革的作用[6]；思罗(L.Thurow)提出了职业竞争模型，认为人们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岗位[7]。地位竞争论进一步认为，在地位竞争程度高的情况下，教育扩张得更快。如有研究者通过考察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五国在1870-1985年间的高等教育扩张，发现大学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扩张得特别快，从而验证了地位竞争模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