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力”析解 皮家胜、刘永飘（广州大学）/《江汉论坛》，2013.8.96~105 文化力是人之力的一种，要弄清楚它特殊的性质与特点，需要进一步将它与人之力的其他形式如生产力、经济力、政治力和军事力进行比较。文化力显然不同于生产力，它不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结果，而是人自身拥有的一种不能完全等同于生产力的力量，我们有时也讲文化生产力，但那只是一种比喻意义上的说法，说明它们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生产力里面包涵或渗透着文化力，因为在生产力中也一定有精神的、认知的、价值的、历史的、科学的等文化因素在发挥着作用，而文化力里面也一定有生产力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从生产力中分化出来的主要有经济力、政治力（包括军事力，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力角逐的一种最高形式）和文化力。经济力是一个国家、民族或者某一个人所拥有和支配的社会财富多寡的标志，它所显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经济力还是人维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政治力最初就是为着制约经济力，更好地分配经济利益而出现的。可见，政治力就是为着处理人与人、阶级、社会群体之间矛盾和利益冲突的一种力量。经济力是一种寻找能够创造财富的机制和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并将财富最大限度地创造出来的能力；政治力是一种寻求对财富或利益在个人、群体、阶级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机制和作出相应制度安排，并使财富的分配有利于财富的生产和增值的能力；文化力则是改善人类关系、提升人的潜质的一种能力，它比之于前两者，没有确定的、工具性的、功利的目标，但同时它又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持久力量。 超越“遗产观”的中国民俗学发展 陈映婕（浙江师范大学）/《民俗研究》，2013.5.13~21 中国本土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行为，由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完全主导，通过各级行政体系来维系日常运作，表现出鲜明的中国行政特色。在国家政治的范畴内，中国当下的“非遗”保护很自然地会出现一个由精英共谋、各种资本运作的“非遗”生态。一方面，在“非遗”保护中扮演主要角色、具有话语权的是一个精英集团和利益集团，他们在社会中拥有各类优势资源，如官员、学者、企业、媒体；另一方面，行政体系的日常工作模式内部必然会存在着复杂的权力结构，出现了一个各种现代资本生成、相互转化与互惠的过程与结果，其中裹挟着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象征性资本等，彼此之间实现着互惠、变形与共赢。不同程度卷入“非遗”保护的学者们，大部分来自国家教育体制内部的科研单位或者高等院校，日常从事专业性较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是知识精英，经过体制的资格授权，便拥有了“专家”的合法身份和干预文化的权力，能够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即较高的社会名望，并且以课题、评审、规划等各种形式获得不同量级的学术与经济资本。在其中，专家和官员结合得更为紧密，而不是与“非遗”保护中的传承主体，由此使民俗学者一向标榜的“民间立场”显得极为淡薄。 理解我们自己的“娱乐至死” —— 一种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被绑架之旅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粤海风》，2013.5.37~43 利用波兹曼理论批判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中“娱乐膨胀”、“娱乐至死”现象，认为庸俗无聊的平面化娱乐消解了文化的精神维度、思想深度、真实性和历史意识。这类文章数量很多。这些文章站在传统人文主义和精英文化的立场对当代娱乐文化进行批判，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预设：波兹曼所批判的“娱乐至死”现象已经出现在中国，因此波兹曼的理论也具有普遍适用性。这种直接把波兹曼的理论不加修正地“快递”到中国的方法，完全没有关注中国当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同时，这些文章都把中国大众文化的泛娱乐化及其对社会矛盾的回避、掩盖等，归结为媒介技术本身的问题，没有挖掘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原因，没有对大众文化的生存体制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