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3)05－0143－11 在现代文化思想的研究中，贺麟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家之一，因为他确实对儒家思想有同情的理解和发挥，对“全盘西化”论也作过批评，但要把他列入现代新儒家，却不会得到他本人的赞同。1941年，“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就把贺麟引为同调，认为贺“是一位认识西洋文化较为深刻的人，而且因为他这种理论，是十余年来主张全盘西化的人的一种基本的理论。”①贺麟对此没有否认，只是指出：我“反对从量的方面言全盘西化，而竭力主张在质、在体、在内容方面要彻底西化。……我其实并不赞成从量的方面去讲全盘西化，而主张各部门从质的方面讲应该彻底西化、深刻西化。”②那么，贺麟的文化身份到底是什么？ 一、是新儒家吗？ 儒家思想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在现代复兴？这是现代新儒家的主题。现代新儒家，在其狭义上，是指“熊十力学派”(熊及其学生牟宗三、唐君毅以及牟、唐的学生)，广义上则包括在哲学上对儒家有新阐释和新发展的哲人，如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徐复观、方东美等。贺麟当然属于广义的新儒家，他不但认定“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而且对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充满信心：“只要能对儒家思想加以善意同情的理解，得其真精神与真意义所在，许多现代生活上、政治上、文化上的重要问题，均不难得到合理、合情、合时的解答。……须将儒家思想认作不断生长发展的有机体，而非呆板机械的死信条。如是我们可以相信，中国许多问题，必达到契合儒家精神的解决，方算得达到至中至正、最合理而无流弊的解决。”③贺麟所著《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两书的主题，就是发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与真意义”并期对现代文化的许多具体问题作“契合儒家精神”的回答。 但贺麟也只是广义的新儒家。在如何评价儒家思想这一根本问题上，他与熊十力学派存在着深刻分歧。 现代新儒家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这种保守只是指认肯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阐述文化的连续性而言，而不是说旧儒家可以一成不变地适用于现代，更不是说儒家可以拒绝批判。实际上，熊十力学派在发扬他们所认为的中国文化的优质的同时没有无视其不足乃至毒汁，在批评过度的文化自谴的同时也没有陷入狭隘的民族热情。熊十力有着谭嗣同式的愤慨：“秦后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盗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也有类似陈独秀式的激越：“家庭为万恶之源，衰微之本，此事稍有头脑者皆能知之、能言之，而且无量言说也说不尽。”④熊十力等人之所以是“现代”新儒家，在于他们在复活传统儒家的理想与精神的同时，没有坚持传统儒家的制度、习俗等现实内容，对其在专制社会中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也非常警惕。 但无可否认，熊十力学派的思想起点和动力，毕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所引进的西方文化的批评。他们一般都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尊西倾向和现代中国的西化实践，皆属于“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式的无知。熊十力对西方文化评价甚低，主要理由就是西方哲学在功利主义的支配下局限于知识论，他对五四人一意袭西人之“肤表”更是不满：“黄炎贵胄经二千年之停滞不进，今不务掘发其固有宝藏、涵养其自尊自信之毅力，而徒以一切扫荡是务……吾于五四运动以后菲薄固有、完全西化之倾向，窃有所未安焉！”⑤后起的牟宗三、唐君毅在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上都超过乃师，其学术思想都具有比较文化的性质，其思想体系更是自觉借助德国古典哲学的论证程序和叙述结构，但是，他们同样认为新文化运动割断了传统。牟宗三一再批评五四人情绪偏激；唐君毅对西方文化先扬后抑：“中国近百年之接受西方文化，固可谓极其虚心。然因始终不免主要由功利之动机出发，而未能真正直接肯定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宗教本身之价值，正面承担西方科学、民主、自由，或宗教之精神。”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人文精神，自一方言之，确较单纯之科学精神、民主自由之精神为高。”⑥在唐看来，即使是代表西方古典文化最高成就的德国古典哲学，也不如儒家。所以，尽管牟、唐对西方宗教、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评论甚高并用力甚勤，但其最终目的却是用西方语言来展示儒家之道即“心性本体”。现代新儒家意欲坚守和复兴的，就是这种优于、高于西方理想主义的中土心性之学，并希望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文化身份。 正是在对儒家思想的评价上，贺麟与熊十力学派分道扬镳： 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之前。⑦ 在贺麟看来，不是新文化运动造成或加剧了中国文化的危机，而是新文化运动揭示了这一危机并努力加以解决。熊十力思想成熟并表达于贺麟之前，牟宗三、唐君毅的主要论著发表于贺麟之后，他们的所论都不同于贺麟。针对贺麟式的“文化失败”论，牟宗三认为：“我们试看由西方的武力先把满清政府打败，继把我们的民族打败，最后把我们的文化打败。其实西洋人并未打败我们的文化，当然无所谓败不败。文化是自己努力的事，是有弹性的，是随时滋长壮大或转形的。西洋人并不敢说打败我们的文化。外人所能打的只是外在的有形的东西，……所以打败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自己代人行事，起来自己否定的。这就叫做自失信心，自丧灵魂，此之谓‘自败’。这种败才算是一败涂地。”⑧牟宗三此论无法回答的是：中国人何以要“自失信心”？近代以来，中国确实是在遭遇西方世界的一系列军事、政治、外交的失败后，才迅速丧失文化自信而接受西方文化。不过，这种文化失败感却其来有自。清初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文学著作已表现了沉重浓郁的“末世”之感，清中叶的龚自珍已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将萎之华、惨于槁木”而惴惴不安，晚清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也已明白无误地呈现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腐朽衰弱。熊十力学派虽然指出了新文化运动的若干偏至，但他们没有认识到，新文化运动“菲薄固有、完全西化之倾向”恰恰是儒家思想僵化枯寂、中国文化自信逐步丧失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