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国学”之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概念之争，即这一概念内涵是什么；二是价值之争，即“国学”在当代社会有没有弘扬的必要。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就当前的“国学”之争作一梳理与分析，以就正于方家。 一 “国学”概念的缘起与属性 对于“国学”概念，我们首先应该确定它的属性，然后给予符合其属性的界定，因为不同种属的概念，给予界定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其次，要弄清这一概念的定义或命题是应当运用事实判断呢还是价值判断。而要确定这两点，追溯它的源委是基本路径。 众所周知，晚清民国之交的中国，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下，历经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灾难，正在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同时，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如潮水般汹涌而来，从政府教育体制、学校教材与学科体系，到民间就学趋向，都弃“旧学”、“中学”而转向“西学”，中华传统学术文化有被遗弃而失传的危险，中华民族遭遇到了“三千年来一大变局”、空前的总体性危机。①面对这种形势，当时的贤达有识之士如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黄节等，积极奔走，成立国学讲习会，创办国粹学报，提倡“国学”、宣传国粹。章太炎在《民报》所刊《国学讲习会序》中指出了这一点：“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②邓实于《国粹学报》发表《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古学复兴论》、《国学真论》、《国学无用辩》等多篇论文。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叠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故近日国学之亡，较赢秦蒙古之祸尤酷……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③可见，忧虑中华传统学术文化泯灭失传是提倡“国学”的基本动机。 正因为如此，上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黄节等人最先提出并使用的国学概念就是指的中华固有学术文化。梁启超在其1902－1904年陆续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多次提到和使用“本国学问”“本国学术思想”，而于1904年发表的第八章《近世之学术》则明确将“本国学问”“本国学术思想”简化为“国学”：“吾更欲有一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僮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④梁氏的思想是先通“国学”再“转输外学”，如严复所走之路，使中西学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使“外学”为我所用。章太炎一生倡导国学，虽然没有明确给予“国学”一个定义，但有两点可以充分表明他的国学观，一是《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所示“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的宗旨；二是他在近三十年的国学讲演与研究中，实际上已经对传统国学体系进行了完整的归纳与总结，这便是他后来结集出版的《国学略说》体系，包括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文学五大部分。可见，章氏以“国学”为本国固有的学问，与梁启超是一致的。早期倡导国学最有力的国粹派人物之一邓实给出的国学定义是：“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⑤这段话中“所自有”三个字最为紧要，意为中国全部的自家特有的学术。遗憾的是当代学者引用邓实这句话时不是将“所”字漏掉，便是将“自”字阉割，导致其原意严重变形。这些学者对国学的理解，诚如马一浮所总结的那样：“今人以吾国固有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⑥新世纪以来，大陆学界对20世纪初“国学”概念的缘起也作了许多深入扎实的资料梳理和研究。如吴雁南《清末社会思潮》、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交往录》《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国学的历史》等大著和一些学者的论文，⑦充分论证了“国学”概念所指“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内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的学者在强调“国学”时，没有任何排斥“西学”的意思，着眼的只是在全面接受西学时不要忘了本国学术体系而已。 时至新世纪，中国虽然主权在我、经济繁荣、民生大进、社会稳定，但在文化与教育体制、学科体系、学术观念“全面西化”的大格局下，随着百姓日用的现代化，特别是电脑、手机带来的西化网络的全面覆盖，连传统礼俗文化保存最为深厚的中国农村也被全面渗透，即使高校中以传统文献、传统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古”字头学科也在西化管理模式中无法全心静意研读传统经典，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再一次面临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被遗弃、被取代而失传的危机。于是，有了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一卷的问世和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宣传；有了2004年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五位学者领头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委婉地表达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命运的“深感忧虑”，提出要弘扬国学、复兴中华文化；有了教育部“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课题“国学教育专项研究课题”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有了“中华古籍善本再造工程”和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全面展开；一句话，有了实实在在的新世纪“国学热”的兴起、诵读和研究传统经典的高潮。而其“国学”涵义很明显如同上世纪初一样，指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而且同样没有任何抵制、反对西方现代学术文化的企图。 综上，无论是上世纪初，还是新世纪以来，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在新的社会中逐渐式微、在新的学术体系中逐渐淡出，面临断裂、失传的危险，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共同的历史事实与时代背景。“国学”一名的频现、“国学”呼唤的雀起，正是在西学东渐、中学衰微的这种共同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是针对西学以及在西学影响下产生的中国新学而保护中国固有学术的反应；失去了“西学”“新学”作为参照系，“国学”便失去了提倡的必要、复兴的气候。这就决定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只能是“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是对中华传统学术整体的一种形容、表达，是相对“西学”而言的“中学”、相对“新学”而言的“旧学”。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指的历史含义，不是某个人能够随意更新、扩大和建构的。其次，“国学”概念带有明显的历史性、实体性，不是纯学术纯哲学思维的产物，非现代科学概念，因而不能用现代科学概念或单一的学科概念来范围它、分析它，不能用纯学术创新思维来肆意演绎它，不能用现实社会和个人的价值观来观察这种历史事实、客观存在，⑧而应该使用事实判断的标准与方法来看待她。这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和使用“国学”概念始终都不能忘记的前提条件、逻辑依据和理性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