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以下简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不复存在。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从率先将其学科化的伯明翰大学消失，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与方法，它已播散到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地，内化为人文及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近十几年来，中国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态度从1990年代中期的激烈反应与争鸣，转变为理性、冷静与细致的学术探讨，“接合理论”(the theory of articulation)也因此受到了学人们的关注。受发轫性的《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斯图亚特·霍尔访谈录》一文的启发，①诸多学人选择了接合理论研究作为新的兴趣点，积极加以评介和阐释。但不难发现，在过去十多年问，接合理论研究中存在一种显在的“在异之同”现象：既有的接合理论研究大多止于评析接合理论的内容、特点、意义，未能很好地把握其本质——作为培养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实践的理论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既有的接合理论研究可谓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文化研究的理路，因为研究者没有充分探讨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发展，很少考察接合理论被形塑的情势，忽视了借鉴与反思的双重视角。本文将分析文化研究的范式转移，追溯文化研究对接合理论的选择与形塑，探讨接合理论的内涵与贡献，考察接合理论的运用与实践，以揭示接合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误区与盲点，寻求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文化现实的接合或者说耦合之道。 一、走向接合理论 约翰·菲斯克指出，“对那些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属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来说”，接合概念遍布其著述。②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接合概念的拥抱与它为“表征平等的空间”而坚持的意识形态传统息息相关，③“意识形态始终为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范畴”④。1960年代末与1970年代初，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进入理论时代，其意识形态认识的核心从阶级转向霸权(hegemony，又译领导权)，关注焦点也从英国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转移至媒介研究的微观政治经济学，其支配性研究范式由文化主义过渡为结构主义。原本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选择“第三条道路”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受罗兰·巴特与路易·阿尔都塞等理论家的启发，开始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对还原论与本质论的反思： 到1970年代，文化理论家毫不含糊地参与了批评“经典的”或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对彼此关联的两种还原论的依赖：经济还原论与阶级还原论。前者依赖的是对马克思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概念的有限阅读，后者依赖的是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有限阅读。⑤ 简言之，经济还原论抑或决定论认为，生产方式(基础)控制、决定社会的其他一切(上层建筑)，社会的一切可以还原为相应生产方式的运作，而且唯有通过生产方式才能得到解释；阶级还原论则认为，政治与意识形态实践、冲突等非经济因素与阶级有着必然的对应关系。早在文化主义时期，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便开始了对还原论的批评，一如其精神领袖斯图亚特·霍尔所言：“虽然文化主义经常肯定不同实践的特殊性——‘文化’不能被吸纳入‘经济’，但它缺乏一种从理论上证明这种特殊性的恰当方法。”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文化主义的支配下，往往求助于别样的经济或阶级还原论，就像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在文化研究奠基作《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面观》中那样，把战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变化仅仅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到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对还原论提出了自己的‘内部’批评，即还原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支配与从属机制的解释并不恰当”(“Theory”:116)。也就是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已无力解释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这样一些文化现实：新的社会形构、阶级内部显在的个体差异、工人阶级的非革命文化、非经济因素(性别、种族、亚文化)何以进入复杂的支配与从属关系等。于是，霍尔等文化理论家启用巴特、阿尔都塞等欧陆左翼理论家的理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经济还原论、阶级还原论等发起新一轮质疑与批评，实施一种基于解构的理论建构。 这一过程的发生源自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登临英国左翼思想阵地。为了重新激活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赋予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安德森主持的《新左评论》引进了诸多关乎意识形态的欧陆理论，比如巴特对“今日神话”的分析、雅克·拉康对主体性形塑的论述、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米歇尔·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它们先后成为了范式转型中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资源，但最终是安东尼奥·葛兰西与恩斯特·拉克劳的理论促成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完成范式转型这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思想转型和战略调整”⑦。1959年，威尔士历史学家格温·阿尔夫·威廉斯向英国人“举荐”了葛兰西，但直到1960年代中期，葛兰西才开始受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严肃对待，或者被独立地解读，或者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并与其他理论家比如阿尔都塞、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巴特相联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葛兰西理论体系中的霸权、有机知识分子、霸权与反霸权斗争、接合等概念渐次显影，结构性地影响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各种关系的阐释，尤其是青少年文化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⑧、政治话语(比如英国性、种族主义、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⑨、都市身份形成经验之间的关系⑩，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