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文章编号：1003－2568(2013)04－0050－07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口述”：遗产体系的观念变革

       “口述”按字面意思的理解为口头表述，更通俗地说，便是用嘴讲话。作为人区别于动物之基本文化行为，它包括两个层次的意指：既指示“口”之“述”这一动态行为，亦指示“口”之“所述”这一客观呈现的行为结果。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重要的“口头传统”的文化实践系统。

       在世界遗产体系中，“口述”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关键概念，在遗产术语转译的中国本土语境中，亦有两个经常与之近似概念：“口头”与“口传”。1989年《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建议案》首次提出要保护“口头传承”(transmitted orally)的“民俗”(Folklore)和“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成为世界遗产运动从单一保护物质形态遗产向保护非物质形态遗产转向的一个历史性节点。经由1998年《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到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发展，以“口头”属性为核心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世界遗产体系中的又一个保护重心。至此，“口述”(“口头”或“口传”)可以在三个层次上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导向深入：

       其一，在具体分类上，可直接对应于2003年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涵括五大方面之第1条：“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①

       其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特征：对“口头性”作为第一属性的反复强调在“非遗”概念诞生过程中是既定的历史事实，“口头”属性与“非物质”属性紧密联系；

       其三，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学本质：身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人的主体在世存有(being)须臾不可分离的活态(living)存在与传承。

       从世界遗产体系的发展脉络来看，对“非遗”口头属性的重视是对文字文明长期遮蔽之下的口述传统的“再发现”。这种“再发现”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文明“口头/书写”大分野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因此，对“口述”作为文化之源生表达范式，尤其是中国本土语境中有关“述”的实践形态、内在特征及其价值伦理等，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溯源和梳理。

       逻各斯与口头传统：“口述”的西方知识谱系

       (一)语音中心主义与“逻各斯”

       在马克思那里，以“口”而“述”的语言能力是人与动物相区分的标志之一。在前文字时代，人们主要通过口头方式来彼此交流，创造文化。即便步入文字时代之后，文字书写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在西方知识传统中占据优势地位。

       以英语为例，Oral一词表示“口头的”、“口述的”、“口语的”，其词源可以追溯到后期拉丁语中的Oralis，其词根为拉丁语Os，意为“嘴巴”。英语以及西方其他拼音文字都显现出一种典型的重口头言说、重声音的“语音中心主义”。在黑格尔看来，拼音文字记录声音，记录“内在的言说”，可以说是一种较好的文字形式。与此相比，表意的中国文字由于缺乏适当的“正音(orthoepic)发展之手段”，不能像西方拼音文字那样直接呈现个人的口头语言，而是用符号来再现观念，因此只能是“发育不全的语言”的例证。②

       古希腊的学者们相信，在通达意义之源的理解与阐释之途中，言说具有文字符号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与言说相比，文字只是一种派生的交流形式。③这个意义之源即是古希腊哲学的观念核心“逻各斯”(λογ)。“逻各斯”一词虽然经常被翻译为“理性”或“思想”，但它最初和最主要的意思却是“言说”。“逻各斯”既意味着“思想(denken)”，又意味着“言说”(sprechen)，二者从字面和意涵上均完美地融为一体。因此，对逻各斯的追寻唯有通过言说的方式来进行。④基于上述“逻各斯”中心观念，苏格拉底这位“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平生不立文字，仅以口头讲学的方式来宣扬自己的思想。后世所见的苏格拉底著作均为其弟子根据他的讲述记录而成。受老师苏格拉底的影响，柏拉图极力推崇口头的传授和交谈方式，并反复强调某些最高深、最困难的问题或对象只能以口头方式来加以讨论和处理。柏拉图充分强调了书写相对于口述的辩证法从属地位，因而他的著作无一例外都以对话录或交谈的形式来表现其哲学思想。对话录形式在相当程度上模仿了真实的口头交流，也促成了柏拉图哲学的广泛传播。⑤身为柏拉图的得意弟子，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前者具有更贴近心灵的优越性。⑥不仅“希腊三贤”这二代师生之间以身授口传的方式接续思想的薪火，在更早些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中，那些有幸在小圈子内亲耳聆听过毕达哥拉斯教诲的人在毕氏门徒中也享有最高的地位，并因而获得了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声闻家”(akusmatikoi)。⑦

       从柏拉图开始，在后来的西方哲学传统中形成了一种雅克·德里达所谓的“形上等级制”：一方面，口头语言能够立刻实现“内在的言说”，因而被认为是充分的，而作为一种“外在的表达”，书面语言则是不受信任的；另一方面，就与“自我”的关系而言，在“有生命的对话”中，口头言说——而不是书面语言——包含了“纯粹的自我”，表达了“我本身”。⑧当然，除了哲学思想方面的影响，口头表述还在形式上鼓励了流畅、夸张和滔滔不绝。古希腊、罗马的演说家和修辞学家们发扬了这种称之为“复言”(copia)的传统，并逐渐将这种修辞方式从一种公共言说艺术改造为后世书写文本中的一种写作艺术。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