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遗产热”的不断升温，遗产研究(heritage studies)也迅速成为人文社科界最热门的学术领域之一。近来遗产学界对话语问题的关注为遗产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其理论、方法、问题意识乃至整个研究范式的创新。对这一发展动向，国内学者已有所关注，但尚未形成较明显的学术气候。从话语视角切入遗产研究，理论上能有怎样的突破？方法论上能有怎样的创新？展望未来，遗产研究又当如何发展？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对话语视角下的遗产研究进行综述性的回顾，并由此展望其发展趋势，探讨中国学者参与乃至引领相关研究的可能路径。文章将从四个方面展开：(1)简述何为话语和话语视角；(2)梳理话语视角下的遗产理论探索，从表征(representation)与建构(construction)以及相关的文化政治两大层面考察遗产的话语属性；(3)介绍话语分析方法及其在遗产研究中的应用，展示其在批判性、反思性遗产学术方面的重要意义；(4)提出“遗产话语研究”的概念，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角度展望其未来发展动向，讨论中国学者参与的路径。 一 话语与话语视角 “话语”(discourse)是当代人文社科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正因为如此，它也时常具有模糊性，不同的学者使用时往往会有不同的定义。这在遗产研究界也未能例外。本文中，我们将基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的相关理论，使用“话语(视角)”一词。正是基于福柯的独特贡献，“话语”这一概念才具有了进入不同学科的强大渗透力。经由他，话语成了我们思考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知识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生存方式的一条基本通道。福柯写道：“话语由一系列形成陈述的符号构成，而陈述规定事物的存在样态。”①换言之，话语不仅是语言符号的简单言说，同时更是一种“社会实践，系统地建构其言说的对象”②，我们关于世界以及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知识、立场和价值取向都是在话语的建构中形成、确立并得以巩固的。福柯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事物被说出的世界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为话语所标记、所交织的世界中。”③对此，肖锦龙有精辟的阐释：“事物是在人们的言说、陈述中亮相的，整个世界都处在话语的网络中，话语之外无物。事物是话语中的事物，话语是关于事物的话语，事物和话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离，不是二元的，而是一元的，其中无本质和非本质之分。”④需要说明的是，福柯并不是要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他所主张的是，对于人而言，“话语之外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⑤，是不被理解和认知的；相反，世界一旦进入人的语言和认知，就不可避免地与话语结合了。福柯话语理论的一个核心方面，就是话语架构下的“知识/权力”(power/knowledge)关系。如果将话语喻为一枚硬币，那么知识与权力就是它的两个面。如前所述，人的世界都是在话语中建构起来的，而话语建构的“系统性”总是体现为某种方向性：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话语面向某一(些)特定的方向展开言说，勾画出有关事物的某一种图景或版本，话语只是在某一特定的视域中表征事物⑥。然而，话语表征的世界被想当然地理解为真实，我们将其视为毋庸置疑的常识，科学的、中立的知识，普适的、永恒的真理。进入这样的世界，我们就处在了话语权力的控制之中，连我们的身体都成了它所支配的对象⑦。 福柯话语概念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对具体的言说关注不够，以语言学为其基础的CDA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补充。CDA学者首先将话语视为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语言运用；同时，又整合福柯的相关理论，将话语放到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维度加以理解。CDA领军人物、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劳夫(Norman Fairclough)的话语概念极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他那里，话语被定义为一个三维的整体：(1)社会实践，即话语建构社会现实。规范社会秩序与行为，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基本方式；(2)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即语言符号文本的生产、流通和使用，它决定了言说的秩序和意义阐释的可能空间；(3)文本本身，即具体的语言运用，作为社会实践的抽象话语总是在具体的文本中得以实现自身，而文本的生产、流通和使用过程则是话语进入并构成社会实践的机制⑧。 所谓话语视角，就是从话语的角度审视相关问题，这主要包括两个层面：(1)表征与建构，考察事物在陈述或语言运用中是如何被呈现的，它被塑造成一幅怎样的图景，或者一个什么样的版本，这样的呈现和塑造决定了其怎样的存在样态；(2)权力与意识形态运作，考察话语表征与建构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它生产或巩固了怎样的权力关系，其背后有怎样的意识形态运作。从话语视角审视遗产，学者们不再追求所谓的“历史客观”，新的理论认识和研究方法得以发展。 二 话语视角下的遗产理论：表征、建构与文化政治 近二十年来，国际学界越来越认识到遗产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当下社会政治条件下有关过去的表征和建构。因此，遗产也被称为“当下的过去”⑨。这种遗产思维的形成与历史研究的后现代转型密切相关，学者们认为所谓的科学、客观、中立的历史不过只是一个现代幻象，历史或过去被理解为一种叙事、书写、表征与重构⑩。 20世纪80年代，国际学界开始思考遗产的表征与建构问题，英国学者大卫·罗文索尔(David Lowenthal)的《过去即为异邦》(11)当是这方面的奠基之作。全书虽无话语视角的明确表述，但其所围绕的是历史和遗产保护中的当下建构问题。他指出：“对历史遗留的每一次认知活动都会改变历史本身。我们对文物古迹的欣赏、保护会改变它们的出场方式，装修与仿造就更不待言了。正如对过去的选择性回忆决定我们记忆的模样，人的主观思维决定历史的当下意义一样，对古代遗留的人为干预同样也是对其形式与意义的重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与遗产之间的互动不断地改变着它的性质以及它所处的环境。”(12)今天，遗产作为文化产业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然而《遗产工业》(13)一书的本义却是批评当下政治经济操控下的遗产制造。面对英国撒切尔“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政治的推广，传统工业经济的衰退与转型，作者罗伯特·休伊森(Robert Hewison)反思的是历史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向深层人文性问题的蔓延。英国的凯文·沃尔什(Kevin Walsh)(14)直接以“表征过去”为主题，对这样的遗产反思进行了更细致、更深入地阐发，他深度考察了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话语如何促使了历史遗产化和遗产商业化的发生。代表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宏大的建筑和工业革命的遗迹被筛选出来，一些不具典型意义的画面在媒体的绚丽炒作中又以遗产的应有样态出现，后现代社会人们对历史的怀旧感就在这样的遗产表征和建构中被进一步激发、放大，遗产旅游与消费的欲望被勾起，不同的空间又按照这种怀旧感和旅游的心理需求被重新打造。在这种循环的表征过程中，遗产得到认同，并确立起其存在的“应然”样态。英国学者大卫·布瑞特(David Brett)的《遗产的建构》(15)一书同样以“表征过去”为基本视点，但其话语视角更加凸显。作者聚焦于爱尔兰的遗产实践，考察自我(文化)历史化过程中的“符号竞争”。就像严肃的历史书写和大众历史讲述的故事一样，遗产的展示也有相应的叙事结构，它往往通过对遗址、建筑的分类，对参观者活动路线的设计与引导来实现。遗产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背后的筛选规则更是不容忽视，它包括展示素材、展示物衔接手法以及决定叙事呈现方式的表征规则的选择。在各种话语规则的架构下，遗产被建构成(后)现代社会和国家政治所需要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