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和政界已经有不少关于中国道路之合法性和未来走向等问题的讨论，在这些讨论当中有一个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的方面，这就是文化问题。这固然与中国近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国际地位的提升有关系，但更多与目前中国国内各项发展所面临的深层困难有关联。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固然令人惊叹，但这种快速发展的光环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令人忧虑的深层问题。比如，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以及这种发展方式所引导的消费方式对于个人价值认同的正负面影响问题，都迫使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存在哪些问题，我们的未来设计需要什么样更为可取的文化价值观念？由此来看，如何重新认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学界一般认为，这个文化传统至少应包括鸦片战争之前的古代文化传统、鸦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建立前的近现代文化传统以及新中国建立60年以来的当代文化传统三项内容)，如何在重新认识这些传统当中激发我们对于未来中国和世界的积极可行的政治想象，显然已经成为一个紧迫而重大的文化战略问题。 为了深入讨论这一文化战略问题，我们首先应认真回顾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渐活跃的诸多有关“文化自觉”的讨论。在一定意义上，“文化自觉”的观念和思潮可以看做是学术界对于以上所述文化战略问题的积极回应和探索。 一、“文化自觉”说的由来和沿革 学术界一般认为，“文化自觉”说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费先生最早是在1997年1月4日召开的“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上正式提出“文化自觉”这一观点的，随后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于1月上旬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做了更为详细的阐释。 费先生首先从90年代以后全球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来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他想用这一理论范畴“表达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①；当然，他更多重视的还是中国学术界自身的文化自觉问题。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已经进入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但“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们还未能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②因此，他认为，各民族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即要思考如下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③ 费先生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就是“文化自觉”的主要内容。在他看来，“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④。他还补充说，早在1990年，他在80岁生日答谢词中就提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并明确指出这16个字就是对“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⑤ 费孝通先生所提“文化自觉”说，决不是文化回归，也不是文化“复旧”，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与“全盘他化”，而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⑥因此，它不仅仅限于对中国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及文化传统的重新思考，还希望我们既能重视自身传统，又能理解他人优点，为人类创造新的文化前景。也就是说，它有更高的、趋向于未来的文化期待，希望我们培育出富有时代前瞻性的文化政治想象。费先生将“文化自觉”称之为“开创学术新风气”的大业，其实就是着眼于一种宏阔的全球文化视角，并对中国社会转型充满一种责任担当意识。 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论述，虽然基于个人的学术反思，但实际上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他的相关论述，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和多族群生存状态以及各自的相互依存关系，都进行了针对性的理论描述。受此说法影响，中国学界出现了诸多与“文化自觉”相关的学术论坛和会议。其中，以2004年开始举办的“中国文化论坛”最具有代表性。这一论坛每年举办一次，已经将“文化自觉”说拓展到如何认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如何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创新中国文化政治制度这样一些更具实践指向意味的理论探讨层面。 “中国文化论坛”的主要组织者，如甘阳、汪晖、王绍光等人，大多具有较长时间的海外求学或访学经历，都很关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独特发展道路在全球范围内所呈现出的独特性问题。汪晖认为新中国前30年的探索是一种独特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意义，并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是西方那些所谓的“普世”理论所无法包容的，它本身具有非常独特而复杂的思想意义。甘阳则提出应重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倡导要在新时代“通三统”，即要把古典中国以人情为核心的孔夫子传统、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和邓小平时代的市场传统这三者进行恰当的深层融合，以此开辟适合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文化道路。⑦这些表述，对学术界一段时期长期流行的那些过度“否定”前30年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探索的各种言论和思潮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这些学者的表述与官方一直提倡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具有一定的切合性和关联性，思想界左、右两派人士都从中看到了一些与他们自身的论断相关联和相冲突的地方。因此，他们对于中国道路问题的思考，受到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影响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