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3)04－0011－06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异域“中国形象”建构，是周宁教授过去十余年研究“中国形象”的一贯性学术努力的成果。本文以他的《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为例，探讨其有关异域“中国形象”建构之研究的一些学理性问题，从康德的知性范畴论出发，在认识论高度上总结“跨文化形象学”研究中所体现的八条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涉及西方(主要是西欧与北美)的“中国形象”研究，同时也涉及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界流动的问题研究。 一、形象建构的“镜像”效应：西方建构“中国形象”的认识论原则 一国在自身的文化和话语体系中建构他国的“形象”，这种努力目的并不在于满足求知欲或者科学探索的需求，而在于作为一面镜子，来观照本国文化，在比较当中看到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我们可以称之为形象建构的“镜像”效应(the looking－glass effect)。①对于西方而言，从1250年开始，它们就不断在想象当中与中国“邂逅”。它们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与其说是为了从知识增量的角度去描绘事实，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它们对自身的观照。针对该效应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借鉴康德的知性范畴论，[1]从判断的量、质、关系、模态这四个角度来审视与其相关的原则。 第一条原则——“想象动机污染”(the principle of pollution by imaginary motivation)：所有有关他国形象在本国话语体系当中的表达，都受到了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条件下)该国语境中占主流地位的想象动机的污染，这种动机既可以是意识形态式的，也可以是乌托邦式的。 此处所指的想象动机，其实指涉的是周宁对曼海姆所提出的一对概念的阐发。在曼海姆看来，所有的知识都有一个想象性的内在逻辑起点，它要么是意识形态式的，要么是乌托邦式的，[2]其区别在于想象动机与现实秩序之间的关系：如果它是辩护的、去肯定现实秩序，那就是“意识形态”；如果是颠覆的、去否定现实秩序，则可称之为“乌托邦”。 “想象动机”乃是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出发点。一国把他国作为一个“他者”在文化上进行建构，这种建构努力本身应当从“话语社会学”或者“知识权力学”的角度来进行解读。从方法的层面上来讲，这要求我们既要关注单个具体文本的内容，又要在不同文本之间建立一种整体性的关联，“发现某种知识与想象类型以及由不同类型构成的、具有断裂、转型与连续性的话语谱系”。[3]这样的一种“话语谱系”，就是一种能够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作者的不同文本都整合在一起的“超文本理念”(ideal beyond text)，让我们“发现某种知识与想象类型”，并构建一个整体、连贯的分析视角。而进行这种整体性构建的目的，是在于揭示这种“知识与想象类型”是一种渗透着权力的知识体系和话语类型。其间，知识借由想象引导，而想象又和权力勾连在一起。[4]如此一来，不同文本在同时代的观念体系中，一定是首先服从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想象动机；正是在受到动机污染的前提下，这些文本才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共同建构出某个关于“文化他者”的形象。因此，这第一条原则，主要是从方法论上为周宁的整个研究定下基调，限定他看问题的方式、分析的角度和理论的走向。 第二条原则——“事实无涉”(the principle of non－relevance to facticity)：一国对于他国的形象建构，既然都只是被想象动机污染的“主观”描述，那么，这些描述就不可能是“客观”的——对他国的“客观”再现和“精确”描述。因此，这种形象建构与事实无涉。 既然每种“想象”都有其原初的“动机”，那么，我们可以推论，被这种“想象动机”污染的“形象建构”，其本身是否符合事实，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都已经变得不相关了(irrelevant)；相关的是要符合这种动机。周宁所做的中国形象研究，其理论假设是“异域形象作为文化他者”，[5]这种“文化他者”，并不是从符合论的前提出发来进行的一种假设性建构。 显然，西方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文化他者”而对之进行建构的过程，本身首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尽可能地使自己的这个建构“符合”事实或者中国存在这一“本体”，而是首先要服务于“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6]周宁一再地表明，他并不关注这些异域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是否反映了事实，他关注的是这些中国形象作为“他者”而存在于主体关于自我意识的思考当中所具有的相对意义与价值。按照这种观点，主体之意识，是以意识到他者之存在为基础的，所以“我思故我在”(ipso factum,ipso cognitum)应当改写为“他者故我在”(ipso factum,ipso alterum)。因此，周宁在此并非从事实层面上来关注这些中国形象是否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现实。恰恰相反，他首先就意识到，社会的现实是外在于我们知识之外的“自在之物”(Ding an Icht)，只要它进入到思想层面，只要我们通过语言和思维来对其进行表达(representation)与描述(description)，那么，从那个被表达的时刻开始，它就蜕化成携带着自我之想象动机烙印的“畸形的小孩”。[7]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周宁之所以首先从“价值”的层面上进入跨文化中国形象学这样的一个场域，其理论承诺(theoretical commitment)带有鲜明的“事实无涉”之特征。 第三条原则——想象动机“具体情境”(the principle of contextual contingencies)：在某个特定时期，对于他国的形象建构既可能具备单一性，也可能具备多样性，可以是单一的“乌托邦式”或者“意识形态式”想象，也可以两者兼有，其情况要视具体社会—历史情境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