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的定位 在过去的20年里，“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最为火热的社会政治和学术关注焦点。特别是中共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战略思想之后，普天之下莫不谈文化。当一个概念变得无所不包时，它的具体内涵也就成了一个令人颇费猜测的问号。无怪有学者埋怨当代中国社会中“文化”在无限膨胀，不但吞没了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领域，也吞没了历史、艺术、道德和宗教。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凡扯到文化上去，似也便迎刃而解。所以应该严肃拒绝滥用文化概念，自觉“把文化理解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其核心是价值观念。正如《圣经》启示我们的，应该把上帝的归给上帝，把凯撒的归给凯撒”①。 这个埋怨是夸张了，但它并非空穴来风。文化长期以来是信仰当中并不太风光的一个部分，它理所当然该归给上帝。可是当代社会的真正上帝是经济，文化不过是经济的一个跟班，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主导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也一直是讳莫如深的问题。今天文化有幸翻身，主流意识形态姗姗来迟终于认可它是生产力，它如何又能同世俗世界逃脱干系？其实早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德国和英美的一批人类学家，已经通力将文化从上帝麾下往凯撒的阵营里拉。著名的文化定义如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的《原始文化》中所言：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只要能够用普遍适用的原理来研究，就都可成为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活动规律的对象。② 这个划时代的文化定义将文化与文明等量齐观，这在今天看来也未必过时。它的意义并不在于鼓吹相对于“自然”的泛文化概念，将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一并囊括其中，而是提醒我们文化除了具有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观念形态，同样也具有作为生产力、诸如文化产业那样的物质形态。 但肯定文化对于社会进步的主导作用，并不等于认同文化决定论。历史上不乏发达文化亡于不发达文化的例子，如罗马亡于“蛮族”，宋为元灭，明为清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已经取得突出成就，相对来看文化发展滞后。在中西文化融合与冲突日益明显的今天，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杜绝全盘西化，但当今各种古装片里前现代中国的专制意识形态是不是在卷土重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文明转型应是一个多维度、多变量的系统工程。唯有经济、文化、制度诸要素相互协调，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至此我想借用雷蒙·威廉斯1958年著名文章的标题《文化是普通平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说明文化固然已经习惯归于上帝，但是它同样可以归于凯撒。因为文化也就是我们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方式，它并不仅仅是观念层面的宏大叙事。从世界范围看，文化同样是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不同文明和少数族裔的文化冲突此起彼伏，美国更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无孔不入，在全球建立它的文化霸权，致使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从英法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到第三世界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莫不担忧本土文化被“美国化”。但是，一切都怪该死的“美国佬”，还是致力于理论和实践双管齐下，培育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从理论层面看，无产阶级如何夺得文化领导权，事实上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发轫点。近年伴随文化研究的风行，有关文化理论探讨的著作多不胜数。当年伯明翰文化研究传统的4部先驱著作，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以及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都强调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在与特定阶级和意识形态因素你来我往的“连接”之中，显示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数度访问过中国的托尼·本内特在其《文化：一门改革家的科学》中，专门讨论了政府和文化的关系，包括广播、影视和传媒政策、艺术政策、知识产权、文化旅游和文化产业等，进而主张在历史视域中理解当代政府和文化的关系，同时积极推动当代文化理论及实践对政策导向的质疑和论争。虽然，曾经盛极一时的文化研究，其咄咄逼人的锐利锋芒已稍见驽钝，传统学科一度被文化研究攻占的“失地”，纷纷得以收复，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占据上风，但这些背景，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政策制定应有借鉴意义。 当今时代文化呈现出的明显多元化走向，从历时上看，应是英、法、美、德、日等大国崛起的社会转型时期同样经历过的文化重组重建阶段的阵痛；从共时上看，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各国同步面临的文化困境。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两难窘境，即一方面它是在走无孔不入的商业化路线，诸如形形式式的国学班；一方面如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类核心价值观念，岌岌可危。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以来源于苏联模式的主导意识形态发生危机，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究竟何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有没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兼收并蓄重建可望引领当代中国走出意识形态迷茫的主导文化模态？这些问题都涉及文化定位的根本问题。有鉴于此，结合中国国情，我认为总体上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定位“文化”，来建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其一是文化作为精神启蒙，引导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二是文化作为大众文化，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进而在雅文化与俗文化的相互渗透中，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其三是文化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总和，充分重视文化的物质层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产业的持续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