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G20)成立于亚洲金融危机中的1999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将其由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升格为领导人峰会，迄今已过去近五年。期间，G20机制强化合作于金融危机，“同舟共济”于拯救世界经济，将保持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视为己任，并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然而，世界经济环境已事过境迁，发达国家最困难期已经过去，新兴市场则遭遇发展瓶颈。G20内昔日“风雨同舟”渐行渐远，今日“过河拆桥”苗头隐现。未来，G20合作机制何去何从，需要新思维，应有新举措，关键是由危机应对转变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效机制。 一、反危机时同舟共济，谋发展间分歧隐显 华尔街金融风暴加速G20机制化进程，领导人峰会仓促登场可谓临危授命，新兴大国由边缘地带突然进入中心位置，看似国际金融危机使然，实质是全球经济力量格局变迁的结果。因为，当今世界无论金融经济，还是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能源安全、粮食问题、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乃至恐怖活动、传染性疾病等，都离不开新兴市场的合作，全球治理需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紧密合作。 在过去五年中，G20合作机制不负众望，在反危机与防衰退中劳苦功高。在第一次G20华盛顿峰会上，与会领导人齐心合力，以制止危机向全球蔓延。会议要求，所有成员国采取必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一致达成金融与经济改革行动计划。第二次峰会于2009年4月在伦敦召开，时值世界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峰会及时推出1.1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同时强调加强金融监管与改革，反对保护主义，恢复信心与信贷，以制止经济进一步衰退。同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举行G20第三次峰会，时值世界经济开始触底回稳，峰会将重点放到退出战略上，同时着手构建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事宜，宣布G20替代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同意增加新兴市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成员国承诺履行金融经济改革，为“21世纪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奠定基础。应该说，前三次峰会开得非常成功，在遏止金融危机蔓延，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均取得预期的丰硕成果。 然而，2010年6月的第四次多伦多峰会后，G20内合作精神开始淡化，在一些议题上分歧明显。究其原因：一是美国政策重心由反危机转向促增长。白宫关注点转身国内经济复苏，奥巴马总统明确提出带有保护色彩的经济政策，如“购买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等，将拼出口、创就业、促增长作为政府政策主要目标，国内经济爱国主义盛行，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掀起。二是历次峰会难免掺杂某些举办方色彩，议题设计随意性上升，同时缺乏严格的审查制度，领导人峰会出现“论坛化”现象。三是危机中心由华尔街转到欧洲，欧债危机因希腊债务危机而引爆，G20峰会开始将关注焦点转到欧洲，美国对G20机制的热情下降，显示某种“隔岸观火”心态。四是峰会更加关注“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需要审查各自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情况。然而，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保护，成员间对某些议题出现意见分歧，或议而不决，或敷衍了事，或执行不力。如，多伦多峰会不但议题平平，而且成果寥寥。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要求发达国家在2013年底前减少一半财政赤字，2016年底前保持财政更稳定。然而，至今发达国家仍我行我素，减赤目标成为一纸空文。在同年11月的首尔峰会上，成员国就调整全球失衡出台“参考性指南”，引起很大分歧，结果难以落实。会议批准的IMF份额改革方案，因美国会至今未通过而无法最终落实。《首尔宣言》要求，各成员国在2013年前不设置新的贸易及投资壁垒、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而后几年全球保护主义甚嚣尘上。据世贸组织(WTO)统计，危机以来，G20成员国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超800项，到2012年底只撤销20％。由于保护主义，使全球每年贸易额减少65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3.5％。在2011年11月的戛纳峰会上，会议主题集中于欧债危机，举办方又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议题，引发美国反感。加之，法国总统选举在即，举办方政治秀明显。在2012年6月的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会上，会议要求成员国承诺向IMF增资4500亿美元，帮助欧元区缓解债务压力。中国承诺提供430亿美元，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墨西哥各承诺出100亿美元。但有意思的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居然一毛不拔，不作分文承诺。可喜的是，其他IMF成员累计承诺增资4560亿美元，超出预期目标。这充分说明，同舟共济、合作共赢，依然是G20的主要精神。 无疑，G20在如此短时间内、以如此密集的方式共召开八次领导人峰会，史无前例。试想，假如没有G20这一南北紧密合作的应急机制，全球经济迄今或许依然陷于衰退深渊而不能自拔。前车之鉴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因美国衰退而陷入“大萧条”，在低谷徘徊长达七年后，到1936年才出现转机。期间，发达国家经济累计衰退28％，不发达国家经济衰退21％。今天，因为G20的紧密合作，不但制止危机恶化，而且以空前的财政刺激，使世界经济短期内止跌反弹。据IMF统计，到2012年底世界经济已经连续41个月持续增长，全球产出年均增长达到4％，虽然低于“大稳健”时期(2004—2007年)的5％，但高于过去30年3.5％的年均增长率，与G20精诚合作有直接关系。 二、未来发展面临新挑战，规则博弈趋于白热化 当前，虽然危机结束，但形势更趋复杂，全球发展加剧分化。尤其是，虽然华尔街金融海啸过去五年，但世界经济仍处深刻调整中，金融危机深层矛盾依然存在，经济结构问题远未解决，发达国家经济虽然企稳复苏，但病体经济仍需长期调理，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减速，发展遭遇结构性难题。面对复杂的新环境，国际社会期待G20能够汇集各方智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稳定国际金融，推动世界经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然而，G20成员间保护行径有增无减，美等发达国家“转嫁危机”隐现，“自扫门前雪”现象普遍。凡此各种，确实令人担忧。 第一，西方舆论极力唱衰新兴市场，后者面临“被危机化”风险。众所周知，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主要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牵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8—2012年间，世界经济增长的83.3％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其中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贡献率最大，达到58.8％，而中国一家的贡献率就占亚洲的60％，世界的35.3％，而发达国家经济的贡献率只有11.7％。上述数据说明，在过去五年中，假如没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透支发展，今天世界经济或许依然挣扎在衰退边缘。为制止危机蔓延，刺激经济复苏，在华盛顿和伦敦峰会上，中国等新兴市场慷慨解囊，一方面承诺向IMF增资，帮发达国家战胜危机，另一方面以巨资刺激本国经济发展。当时的透支发展(2010—201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别增长7.6％和6.4％)，酿成了而后的过度投资和资产泡沫后果，加之以美为首的发达国家持续执行量宽政策，导致热钱大量涌入新兴市场。特别是，近期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反复表示将退出量宽，搅得全球资本市场不得安宁。结果是，一则美元汇率升跌无常，使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起伏跌宕；二则美国长期利率上升，经济预期走强，使美元资产更受青睐，大量资金撤离新兴市场。加之，欧债危机开始见底，资金加速回流欧洲。新兴市场不得不再次经历类似2011年那样的过山车现象，资金由涌入到流出，经济由热到冷，令其措手不及。西方则借此做足文章，舆论大势唱空，市场疯狂做空，把一些新兴市场推入衰退边缘。西方媒体更是添油加醋，恶炒“金砖”褪色，不再是世界经济引擎，预言“第三波危机”降临，甚至引发经济、金融和社会危机叠加的“完美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