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G20)圣彼得堡峰会是全球经济治理史上的里程碑 俄罗斯担任轮值主席国的G20第八次峰会于2013年9月6日结束。如同以前的峰会，这次峰会也发表了《声明》，即《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领导人声明》。 对这次峰会，新闻“快餐”式的政治评价很多。许多并非全球经济治理角度的评论，大多就事论事。虽然这些评论敏感地意识到这次峰会受到美国和叙利亚冲突的严重影响，但不应该对这次峰会的中心正题——确认全球经济的形势与挑战，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的措施——评论不够。 笔者认为，2013年G20峰会发表的《声明》是一份比较全面和触及要害问题的全球经济治理文件，超过自2008年以来的前七届G20峰会，应予高度评价。除了一般媒体报道的所谓“经济增长与就业”主题外，投资和融资、多边贸易、打击避税、国际金融架构改革、包容性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反腐败等问题都用专章进行了说明(《声明》全文一共13章，27页，为历届G20峰会《宣言》中字数最长的)。 根据上述《声明》，除了延续讨论以前峰会提出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议题)，G20圣彼得堡峰会还聚焦新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如反腐败国际合作和国际金融监管)，这些最新发展肯定会影响2013年以后的G20进程。加拿大财长吉姆·费海提(Jim Flaherty)评价道，俄罗斯担任G20峰会轮值主席期间，包括最迫切的财政金融问题之一是作为保护主义行为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尤其是日本安倍政府为刺激通胀而进行的日元贬值)等问题，都被讨论过了。[1] 仅从这些重要的多边成果来看，俄罗斯这一正在复兴的世界大国在多边国际合作，尤其是多边“财金外交”中确实用心、投入很大，发挥了国际领导作用，否则，不可能达成和通过这份重要文件。峰会结束后，有评论认为，圣彼得堡《宣言》是G20历史上最有成效的全球经济治理纲领。[2]笔者认为，这一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 圣彼得堡峰会发生在2008年9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五周年的时刻，由于金融危机仍未结束且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打击，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本来就是这次峰会的主题。所以，尽管存在叙利亚危机等普遍关切的国际政治问题，G20圣彼得堡峰会的全球经济治理意义应该得到高度与客观的评价，因为这事关全球经济治理的未来。 G20何去何从? G20本来是金融危机的产物。1999年，G20的诞生，是全球对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局部、区域金融危机的反应。而2008年产生的G20峰会，则是对美欧金融危机的全球反应。当时，G20把自身定位为“应对”或者“管理”危机。但很快，G20中有的国家推动该机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所谓“长效机制”。表面上，G20以这样的理由存在下来，但实际是因为G20内部的协调和团结发生了问题。G20不是“同心协力”或者“同舟共济”，而是美日欧，尤其是美国和日本，自行其是，不考虑自身的政策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以美国为例，为挽救和刺激本国经济复苏而采用“量化宽松”，当前又要缩减或者退出“量化宽松”，这“一进一退”，给全球经济，尤其是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很大负面影响。目前，从印度、印尼到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都遭遇了程度不同、形式多样的金融危机(本币暴跌、通胀上升、不断扩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等)，其外部原因正是发达国家自私的宏观经济政策。 面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G20中的非西方成员国利用圣彼得堡峰会表达不满，呼吁全球团结，结束“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这是此次G20峰会的一大特点。传统的“南北关系”矛盾居然以“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锋和冲突为主题在G20中爆发了。 印度是这场危机的中心，所以，印度总理辛格的峰会发言集中在这场危机上，呼吁G20国家通过货币政策调整回应这场危机。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也发出类似声音，要求G20正视“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 由于预期美联储将开始缩减量化宽松计划，从印尼到巴西等“新兴市场”的资产遭遇了大量抛售。“量化宽松”(QE)已经抬高了全球资产价格，特别是高收益高风险的“新兴市场”资产。印尼财政部长查提伯·巴斯里(Chatib Basri)警告，如果美联储在减少对金融市场支持方面态度依然如此含糊，那么“新兴市场”的放缓就可能会威胁到全球经济的复苏。他认为，美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拖累巴西、印度、印尼等国经济，而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贡献者。巴斯里批评美国放缓宽松货币政策的过程缺乏“透明度”。他说，美国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更大的波动性，使得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很难”形成自己的政策。[3] 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表示，美联储缩减每月850亿美元资产购买规模的可能性所引发的货币贬值提醒人们，主要经济体政策和震荡可能给其他国家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和“负面效应”；“目前新兴市场货币的动荡表明，仅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做出的决定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严重影响。应对所有这些挑战(金融市场的动荡、脆弱和不均衡的经济复苏)的方法就在于强化全球合作”。作为非洲最大经济体和整个大陆唯一的G20成员国，南非的货币兰特(rand)兑美元已经贬值将近18％，使其成为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南非领导人呼吁“更多精心构思的全球集体行动”。希望“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看到更多包容和有代表性的监管安排”。[4] 2008—2009年，在陷入金融危机的美英领导人的呼吁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与发达国家“同舟共济”，集体“管理危机”，让美英，以及欧洲渡过了金融危机的第一阶段。但当金融危机演化到新的阶段，[5]欧美日则不与“新兴经济体”也来个“同舟共济”之类的“全球团结”。 一直研究G20问题，尤其是研究亚洲的G20成员国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政治学系副教授肖逸夫(Yves Tiberghien)认为：“虽然圣彼得堡《声明》中没有可见而具体的说明，也没有直接的措施来解决新兴市场正在扩大的危机，但G20《声明》保持了对进行中的场外交易监管、‘大而不倒’、影子银行等问题的聚焦。”一些共同措施的开始，“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