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3)08-0054-14 美国是亚太地区①秩序的重要塑造者和主导者。二战以后,美国在亚太的一定范围内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霸权秩序,积极介入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地区事务。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崛起和地区合作的开展重塑着地区政治、经济与安全生态,推动着亚太地区秩序的转型。与此同时,美国忙于反恐以及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对亚太事务的关注和参与有限,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奥巴马执政后,基于对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的认知,加强对亚太的关注和投入,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向亚太的“再平衡”,致力于打造与冷战时期构建起来的跨大西洋体系相媲美的跨太平洋体系。尽管今天的亚太格局与冷战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也今非昔比,但美国仍将是塑造亚太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必然会对亚太秩序转型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首先梳理冷战后美国亚太秩序观的演变,继而剖析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对地区秩序的影响,最后揭示美国重塑亚太地区秩序的努力所面临的挑战。 一、冷战后美国亚太秩序观的演变 冷战的终结带来了国际秩序的重组,这种重组同时体现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从地区层面看,虽然欧洲是秩序重组的重要区域,但亚太地区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地区合作的开展也冲击着既有的地区秩序,促使美国学术界思考新形势下的地区秩序安排。研究者从理论上提出了后冷战时代美国亚太秩序观的一些选项,②主要包括以下五点:一是太平洋共同体。美国将扩展在亚太地区的合作关系网络,与各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并通过建立正式的地区机构使这些合作制度化。这一选择反映了自由主义的偏好。二是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协调。美国将与亚太地区另外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保持良好关系,加强合作,共同处理地区事务。这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秩序安排。三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美国将主要依靠它在冷战时代建立起来的同盟安排,如美日、美韩、美澳同盟,同时发展同一些国家如新加坡、印度甚至越南的安全合作,来处理地区安全事务。这里美国实际上谋求的是霸权稳定。四是均势政策。美国将同本地区多数国家维持良好关系,而不是拘泥于传统的同盟安排。在必要时,美国将建立特定的联盟以处理特定的问题。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制衡那些谋求在本地区扩张其力量和势力的国家,防止损害美国利益的联盟的出现。五是遏制中国。美国视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为其在本地区面临的首要“威胁”,因而运用其在本地区的各种资源,建立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安排,限制和削弱中国力量的增长,防止中国影响力的扩张。还有学者认为,美国亚太秩序观除了上述诸范式外,还存在着两极范式,即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体系,导致中美在亚太地区形成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式的互动模式。③ 历史地看,美国在实践中寻求什么样的地区秩序,取决于美国决策者对美国自身的力量、国际格局和亚太地区形势的综合认识,它常常不会表现为某种单一的秩序形式,而是呈现出两种甚至多种秩序的混合。二战以降,美国的亚太秩序观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各不相同。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从两极格局的视角来看东亚,因此遏制共产主义是其主要的政策目标,而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则是美国在该地区主要的秩序安排。这一时期的亚太秩序是霸权秩序(同盟体系内部)和两极秩序(整个亚太地区)的结合。6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和国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决策者如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再把世界看成是美苏两家的天下,而是开始以多极眼光看世界,表现在亚太地区,就是认识到中国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美国在继续保持双边同盟体系的同时,与中国改善关系,通过战略大三角来牵制苏联。这样,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亚太地区秩序观除了保留霸权秩序和两极秩序的内容外,还加进了大国协调的成分。 冷战的终结促使美国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亚太地区。老布什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世界新秩序”构想,希望从冷战秩序过渡到后冷战秩序,在亚太地区,就是结束两极格局,放大同盟体系,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太平洋共同体”,而推动建立这一共同体的主要手段包括建立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框架、推动政治民主化以及界定新的安全架构。由于老布什执政仅短短四年,而世界形势包括亚太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折,美国的亚太政策更多地表现为对迅速变化的形势的一种反应,而不是主动的设计和布局,因此,老布什政府在亚太推动建立地区新秩序的努力收效有限。 克林顿政府基本上继承了老布什政府的亚太秩序观,执政伊始即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口号,希望利用美国的价值观、发展模式和安全构想塑造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政策保留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同时大力扩展在本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合作网络,包括在第二任期内基于与中国“全面接触”的理念,积极改善对华关系,谋求中国在地区经济与安全事务中的合作,以推进共同体的构想。总体而言,克林顿政府的亚太秩序观主要表现为共同体和大国协调的混合,并带有霸权稳定的印记。 世纪之交,随着小布什入主白宫,美国的亚太秩序观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布什政府负责外交与安全的重要成员基于他们在冷战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和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强烈的不信任感,强调美国的亚太政策应以巩固和扩大美国的主导地位、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为主旨。这样,美国的亚太地区秩序观又回归冷战时期的霸权范式。九一一事件冲击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同样影响了美国的亚太政策。美国一方面基于地缘政治考虑加强同有关国家的安全纽带,另一方面也谋求建立广泛的反恐联盟;在对中国保持战略防范和牵制态势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合作,扩大对华经贸联系。这一时期的美国亚太秩序观乃是霸权稳定和大国协调的组合,但其主导因素仍是霸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