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欧洲国家以资本、政府和社会协作共存作为主要制度模式，通过“社会伙伴”(social partners)①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维持了一种干预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态，依靠相对高水平的税收来支付较健全的社会福利。这种制度模式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正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2007年下半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波及欧洲，引发股市震荡。进入2008年第二季度后，几乎所有欧洲银行的利润率均大幅度下降，资产急剧缩水，股本回报率骤跌，欧盟27国经济出现了自1995年以来首次连续五个季度的负增长，消费、投资和出口全线下滑。受美国房地产业颓势的影响，欧洲房地产业信心受挫，各国房价不同程度下跌。爱尔兰、英国、西班牙等国房地产泡沫大面积破裂，银行负债总额飙升；冰岛政府债务超过了GDP总额，三大银行负债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12倍之多，冰岛濒临“国家破产”。受各国银行挤压投资泡沫的影响，建筑业全面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2009年第一季度，欧盟27国减少了190多万个就业岗位，欧元区丧失了122万个就业岗位，严峻的经济形势导致了严酷的社会形势。 为了阻止金融危机蔓延造成的冲击，欧盟各国政府在经济放缓、税收减少的情况下启动类似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措施，注资银行、救助房市、刺激就业、提供保障，本来已经寅吃卯粮的政府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2009年10月，新上台的希腊政府公开了上届政府掩盖的债务规模，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救助申请，欧元区一些成员国长期被掩盖的严重债务问题开始呈现冰山一角。此后，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债务问题也陆续暴露，国际评级机构和世界各国媒体应声鹊起，推动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的市场融资利率不断攀升，达到不可持续的程度。受到危机的困扰，爱尔兰、塞浦路斯、葡萄牙、西班牙、斯洛文尼亚、希腊和意大利等欧盟重债国纷纷出现政府危机和政府更迭。欧元区进入了多重危机并发的艰难时期，直到现在还没有过去。 关于欧债危机根源的典型观点梳理 总体来说，关于欧债危机的根源有“重债国财政道德缺失论”、“欧元区宏观经济失衡论”、“欧元区制度架构缺失论”、“金融危机后遗症论或危机输入论”、“资本主义制度顽疾论”等几种主要观点。 关于“重债国财政道德缺失论”的引论有很多。危机发生伊始，以德国评论者为主并为媒体热衷传播的观点是：一些欧洲重债国缺乏财政自律、赚少花多，财政状况长期失衡，财政亏空数额巨大，靠借贷度日。②很多评论者认为，希腊发生债务危机是咎由自取，主要原因是政府长期通过赤字财政维系其庞大低效的公共行政部门和社会福利，而且税收漏洞过大，逃税问题严重。在选举政治的条件下，对这些领域里的支出进行削减不仅十分困难，而且会导致政权不稳定。希腊不仅超前消费，而且还通过“货币掉期交易”和抵押未来收入的方式掩盖高额公共债务，使希腊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获准加入欧元区。脆弱的希腊财政使得它难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这种判断导致的直接政策选择是：紧缩财政、大幅度削减社会保障和公共开支，而这也是目前很多欧盟国家的政策选择。不过，也有人认为，高社会福利并非债务危机的直接导因，因为陷入危机的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制度并不健全，而以高福利著称的德国和瑞典等国却安然无恙。③一些欧洲知名经济学家还认为，债务危机与财政纪律的关系也不是直接的，因为除了希腊以外，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家都遵守了欧盟的财政纪律，在危机爆发前，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水平也都达到或接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标准，但仍难免遭受危机的打击，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别有他因。④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欧元区的危机是一种输入性危机。欧洲与美国的经济贸易投资关系过于密切。美国金融衍生产品的扩张早已波及欧洲，次贷危机也攀枝附叶地蔓延到了欧洲。美国以邻为壑地通过多轮量化宽松将超量的公共开支转移给包括欧洲在内的美元持有者，但是作为多国货币联盟的欧元区却没有条件效仿美联储的做法。除了美国经济衰退给欧洲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外，国际资本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每度调低欧洲国家的国债信用等级，都会引起一连串针对欧洲国家主权债务的市场炒作，使政府发行国债的保险利率数倍增长，融资能力直线下降，对冲资本大进大出。⑤针对风起云涌的欧债市场险情，德国和法国于2010年5月共同向欧盟委员会递交了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建议，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打击金融投机活动，欧盟也将金融监管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治理措施之一。 第三种观点认为，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功能失调”。欧洲左派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如赫伯特·舒乙(Herbert Schui)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众消费有不断萎缩的趋势，其势不可逆转。国家尝试通过政府财政来消化部分减少的需求，从而导致政府赤字居高不下，最终形成政府信用危机。⑥从“市场失灵”到“政府失灵”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发展路向，也是无药可医的顽疾。深陷危机的政府调节功能明显减弱，但如果只是通过紧缩财政、削减公共行政开支、压缩公务人员、增加税收、提高税率等方式解救危机，则势必使社会消费减少，还会引起广泛和强烈的社会反弹，不仅难以规范市场，而且会进一步引发市场对“国家破产”的担忧，使危机更加深重。类似凯恩斯主义的救治方法并没有收到明显成效，欧洲需要其他药方。 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观点是欧元区的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这与欧洲大市场的地域扩张过快而市场机制发育不足有关。这种观点认为，欧元区财政与货币不统一是深层原因，但却不是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欧元区内部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不均衡。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迈尔(Thomas Mayer)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首席经济学家汉纳·弗拉斯贝克(Heiner Flassbeck)等人认为，欧元区的实质性问题在于：同一货币体系下国家之间竞争力不同。南方重债国普遍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不高的情况。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欧洲境内的产业向北部转移，但是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却造成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⑦南欧国家面临产业空洞化的威胁。根据这种判断，如果没有欧元区或欧盟的强有力的财政转移，欧盟南北发展的失衡将是长期的，南方重债国的恢复道路将是漫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