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13)04-0020-25 修改日期：2013-05-30 冷战的结束对于美国以及西方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推动“新经济政策”使得美国经济出现奇迹般长时期的繁荣，美国逐步攀登上了世界权力的巅峰。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不无得意地说：“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和唯一的真正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1]而著名地缘政治大师、前国务卿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则更加豪迈地指出：“新千年即将降临之际，美国雄踞各国之上，哪怕是昔日最辉煌的帝国都望尘莫及……美国的军队遍布全世界，从北欧平原一直到两军对峙的东亚前线。在维和的名义下，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卷入几乎成了永久性的军事义务。”[2]然而，强大的实力是否能恰如其分地得到运用考验着美国战略界的智慧。冷战结束二十多年来，美国从克林顿政府积极支持北约“东扩”，到小布什政府积极推行“反恐”战略，再到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战略“重心东移”，其层出不穷的战略设计影响着世界格局的演变。然而，美国国际战略并不总是“节节胜利”。自“9·11”事件之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化和长期化屡遭质疑，再加上在其他地区重大热点问题上的处理不当，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呈现出受损的趋势。 美国国际战略信誉受损不仅影响其长期外交战略的贯彻，而且，对于其“相对实力”的下降(尤其是软实力部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国际战略信誉受损的根本原因，是其独霸世界的雄心不能适应世界多极化的现实。 一、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战略信誉” 国际战略信誉是国际关系中界定一国对外战略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概念。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信誉，是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在对外战略的拟定、宣示和实施中，能够保持其政策内容较为长期的连贯性。由此可见，战略信誉是别国对一国战略及相关政策贯彻彻底与否的整体评价。美国前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曾经说过，“在国际事务中，信誉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资产。它是最难获得和最难维持的，但一旦拥有，就会使得迫使(别国)行为改变成为可能。”[3]从长期稳定性来看，由于评判对象是国家，因此，该国战略信誉表现在换届之时政府是否能保持其外交战略和对外承诺的相对一致性。如果该国频繁调整其对外战略，则该国战略信誉必定受损；从可信性来看，战略信誉还包括该国是否具有战略筹划能力和战略实施能力。战略筹划能力取决于其历史经验和战略文化是否能够应对当前外交挑战，战略的实施能力取决于其资源投入是否能够将筹划战略付诸实施。因此，一国战略信誉的维护不仅需要国内各界对该国外交战略重点和应对政策有较为一致的判断，而且需要在强大国力支撑下长期外交资源的投入。 国际关系中，国际战略信誉良好是“外交质量”的体现。摩根索曾经提到，“在构成国家权力的所有因素中，外交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它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4]事实上，国际战略信誉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平时期的外交政策和战争时期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对外交和军事使用的统筹兼顾则深刻体现了外交战略的复杂性。战略信誉对于大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相较于小国而言，大国的国际战略(体系)十分复杂，例如，美国战略体系可以分为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战区战略4个层次，其战略目标评估和战略资源投入需要经过复杂的计算。大国战略信誉的维护取决于其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是否一致，以及战略实施结果是否理想。如果战略手段不当和实施效果不理想，则不仅影响该国的战略信誉，其大规模资源投入的低产出也会影响该国国力。而如果战略实施效果理想，则战略信誉增加，从而强化其战略可信度和促进综合国力提升。 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信誉，并不单单指其外交表态“言而有信”和“口碑甚佳”。首先，国家的外交宣示并不等同于对外战略。外交部门的发言人针对某一事件发布的看法和态度与该国真实的立场往往并不吻合。甚至在紧急的情况下，外交部门发言的内容可以作为迷惑敌人的“烟幕弹”。其次，由于一些国家实行选举体制，选举人在上台之前的外交表态并不能看作其胜选后的对外战略。因为选举人往往会指出即将卸任总统的外交不足，却缺乏对于内政外交方方面面的统筹能力和认识，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最后，一个国家对外战略通常会根据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行一定的调整，这些调整是必要的，也并不事关战略信誉。所以，对于一国战略信誉的评估，首先需要对该国对外战略进行评估。 对一国战略信誉的评判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因为只有从一项战略实施的效果甚至对相关地区的影响才能看得出信誉如何。另外，并不是国力强大战略信誉就一定强，国力弱小战略信誉就一定差。战略信誉最终取决于该国战略文化、领导人的外交理念、该国战略资源投放与战略筹划一致性等多方面。因此，战略信誉良好是容易评判的，战略信誉不佳，却有可能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二、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的几次调整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这使得美国迎来重塑全球秩序的大好时机。倪峰把冷战后初期美国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归纳为三大特点，分别是：“未设主要敌手，维系战略同盟；推动全球化，加强国际制度建设；享受和平红利，对外经济扩张。”[5]可见，冷战后初期美国已经没有像前苏联一样的主要敌手，其维系战略同盟和强化制度建设的举措，不过是把美国的战略优势进一步扩大。当然，当时美国的战略思路仍不可避免带有“冷战思维”，即如何最大限度地“捆缚”俄罗斯和压缩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防范中国这样“潜在挑战国”的崛起。因此，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的战略重点就放在了积极推进“北约东扩”上。“北约东扩”巩固和扩大了美国和西方阵营的势力范围，同时也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可以说历次“东扩”都是在挑战俄罗斯的忍耐极限。此外，由于当时中国国力甚弱，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也仅仅表现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贸易问题等方面的介入和干涉而并未有完整的围堵战略。然而，美国在东欧对俄罗斯空间不断挤压的成功助长了其霸权主义气焰，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也在逐渐地升级。1999年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可看作是美国严重的挑衅之举。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台之初，中美之间的撞机事件，预示着两国关系的未来更加不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