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7-0092-08 国际关系理论，正如托布约尔·克努成所揭示的，“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知识体系”。[1](P7)自1919年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各种理论学说层出叠现，范式间辩论多次展开，学科知识谱系在竞争与融合中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社会学转向”进程，更是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深刻变革。“社会学转向”将社会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革命”。但这一学术努力却忽视了20世纪后期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本身的“空间转向”潮流。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空间失语的状态。继“社会学转向”之后，“空间转向”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一项必要的研究议程。本文试从研究背景、研究议题与研究路径三个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空间转向”进行初步探索。 一、国际关系理论“空间转向”的研究背景 (一)空间转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思潮 人类社会存在于特定时空之中，时间与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场域。但在20世纪后期之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空间维度并未得到与时间维度同等的关注，空间视域长期被时间观念与历史意识所遮蔽。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揭示的，“空间被看作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时间代表了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2](P206)。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这种重时间轻空间的状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得到改善。一股被称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的理论潮流，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人文地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中相继出现。 “空间转向”滥觞于哲学领域。福柯是“空间转向”的思想先驱。虽然其主要研究旨趣在于现代历史的哲学批判，但他敏锐地意识到“讨论完整的历史，需要描述诸种空间”。[3](P149)权力与知识是福柯关注的焦点，他在以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方法诠释权力的运作与知识的系谱的同时，引入了空间因素，颠覆了传统的权力观与知识观，以空间的思维重新阐释了人类历史与社会生活。福柯并没有建立起一般化的空间理论，但他关于空间的思考影响和启迪了西方理论界，使“空间”开始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空间转向”的研究潮流，很大程度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创和推动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被视为“空间转向”的奠基者。他将空间问题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将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从时间移向空间，创建了“空间—时间—社会存在”三位一体的“三元辩证法”。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阐释，列斐伏尔构建了社会空间的生产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学说由空间中的物质生产的研究转向空间自我生产的研究，并借鉴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理论，分析了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 “空间转向”重要代表性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和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亦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哈维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与阶级分析方法应用于空间问题研究，把历史唯物主义改造成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空间维度对当代社会展开批判性考察，构建了空间视域的资本批判理论，并重点研究了后现代社会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问题。詹姆逊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分析相结合，从文化层面展开后现代社会的空间问题研究，并聚焦于资本主义和后工业化导致的“超空间”，以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定位解析后现代性的空间逻辑。苏贾则延续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研究思路，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思想，试图构建一套空间/历史辩证唯物论以填补马克思主义在空间问题上的疏漏，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后现代地理学和“第三空间”理论。 随着“空间转向”思潮的扩展，社会学亦将空间维度引入社会理论的架构之中。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从权力与互动的角度切入空间议题，将空间因素纳入其结构化理论之中，他认为“社会行为不断地经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4](P518)将时间—空间与权力的生产和统治结构的再生产联系起来。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从实践和符号的角度阐述其空间理论，厘清了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关联以及空间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而是社会的表现”，“空间就是社会”，[5](P504)他对都市空间的研究奠定了新城市社会学的基础，并通过对网络社会的研究提出了“流动空间”的概念。 “空间转向”，已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理论研究中的共同思潮。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相继将空间概念引入到各自理论的核心位置，实现了空间的问题化，构建着各自学科的空间理论。空间问题研究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路径，并逐渐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理论范式。 (二)空间失语：国际关系理论“空间转向”的必要性 国际关系学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理论学说。但多样化的理论却存在一个共同的疏漏——空间的失语。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只关注到时间的“经度”而忽视了空间的“纬度”，空间意识与空间话语处于缺失状态。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普遍将空间视为先验的、给定的因素和无须进行专门考察的前提性存在，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均将空间作为无关紧要的常量而予以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