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8-0067-09 干涉主义是西方“制造”的产物，所以通常又称西方干涉主义。过去一段时期，西方干涉主义主要以武力武装侵略为主要特征，直接出兵干预有关国家内部事务或者对有关国家进行军事袭击，如美国出兵索马里以助其“国家重建”，北约对伊拉克狂轰滥炸直至推翻其政权。近两年来，西方干涉主义有了明显变化，突出表现在对中东事务的政策上，即比以往更注重干涉政策的灵活性、行动的选择性和有限性。2011年3—10月北约对利比亚的干涉尤为典型。以美为首的北约紧抓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的大旗，如游说联合国通过1973号决议以对利实施“禁飞”并“确保平民安全”，同时组织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以吸纳非洲和中东国家；边打边喊“政治解决”；对利比亚的反卡扎菲政权力量提供轻武器以助其打头阵并配合采用打、停战术；美国在袭击之初挑头、中途则向北约移交指挥权而主动退居幕后，等等。2013年1月，法国独自对马里的反政府武装实施空中打击，美、英、德等盟国均承诺为法军提供后勤和情报支持，但是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辩称：“法国的干涉行动是马里当局请求进行的，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1]这些干涉举动显露出美国式“巧实力”外交的影子，在操作上比旧干涉主义更加策略化了——既坚定打击目标、又努力避免触犯众怒。西方新干涉主义既是一种思潮，又是一种外交策略，并且日益成为一种政治行为模式。它以人道主义救助和捍卫西方共同价值观为借口，以经济、政治及军事等手段，力促他国发生有利于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政权或政策变化，使国际秩序的重构有利于西方。本文主要以西方对中东国家的干涉为例，考察西方干涉主义近几年来发展的梗概及原因、解读其本质，进而分析其危害，以期有助于思考如何从外交战略上妥善应对、防微杜渐，从而更好地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维护本国利益、促进世界和平。 一、西方新干涉主义的缘由 西方干涉主义在冷战后的新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 第一，世界体系的转型为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政治环境。由于苏联解体和冷战秩序终结，两大阵营分立、两极对抗的世界秩序瓦解，新的世界秩序尚在酝酿建立之中，世界社会乱象丛生，动荡、失序、不平衡、失控等诸多怪现象纷纷发酵。一方面，世界性军事对抗和人类整体毁灭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过去被掩盖的安全、政治和社会方面问题如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凸显。它们对世界各国、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所引发的灾难有时比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还要严重，因而日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美欧等西方世界有人鼓吹的霸权稳定论，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心理，即期望依靠像过去那种大国称霸世界、操控弱小国家的国际体制维持宏观上的世界太平。另一方面，世界格局在转型过程中暂时失序、失控，使得曾经受到抑制的种族、宗教冲突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跨国性、国际性的问题异军突起。比如，苏联解体之后，遗留在新兴小国的核武器、核设施和核材料有不少被盗窃、贩运出境，导致核扩散；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后，伊拉克境内枪支弹药的管制失控，增加了暴力事件和武装冲突的危险。这些核物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一旦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这为西方充当世界警察、进行对外干涉提供了政治空隙。 第二，全球化空前发展，促使诸多问题、威胁和危险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扩散，为西方新干涉主义制造了口实。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统一市场的雏形显现，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利益关联性显著增强，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参与其中的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获得益处，一些弱小国家可以依靠他国或者国际组织的援助解决其自身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是，全球化的一些负面效应日益暴露，危及越来越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和安全。一方面，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国内不同地区之间、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发达国家作为最大受益者而更加发达，发展中国家获利微薄甚至处于边缘化状态而更加贫困、落后。因此，世界范围的发展脆弱性进一步显现，进而引发社会危机乃至动乱；严重的贫困还导致广大民众生活无以为继，使许多人或罹患疾病而死、或铤而走险去从事各种犯罪活动，从而为毒品产销、恐怖主义等犯罪活动的滋长提供了温床。[2](P15-19)另一方面，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管制，直接或间接地引发诸如艾滋病之类传染病、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酿成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这些全球性问题威胁到许多国家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乃至人类整体的存活，将世界拖入“风险社会”。[3](P237-24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是乘世界“风险”之机，推出了新干涉主义，表面上是为了“管治”，实际上是为了树立其作为世界警察的权威和道义形象。 第三，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分化及其左倾化趋势，为西方干涉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内在政治动力。冷战后，西方社会出现了新一轮政治分化势头。右倾政治思潮遇到左倾思潮的挑战，左、右思潮的斗争似乎更加尖锐，集中表现为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激烈反共、反华。西方社会思潮开始在左、右之间摇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即“第三条道路”冒升。政治发展由此呈现出新的左倾化趋势。当时，二次大战后“婴儿潮”时期的新生代纷纷走上领导岗位，如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及索拉纳等，他们在思想上属于西方体制内的左翼，既接受之前保守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又主张并力图输出国家有限干预、福利主义、社会公平的社会民主观以及“人权高于主权”的全球化价值观，因而赢得了社会上大多数人包括统治阶级、中产阶级的支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倾的社会民主党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3国执掌政权或参与执政。从此，社会民主观和全球化价值观在欧美社会日益占据重要地位。相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使欧美左派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的信心、期望一落千丈，促使他们转向社会民主党的价值观。至今，西方国家这种政治分化的影响仍在继续，并酿成了反对财富及权力垄断的抗议活动，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的城市骚乱等。当这种影响波及对外政策领域之时，西方国家就将有悖于西方价值观念、抵制全球化的国家列入“不民主”甚或“失败”国家名单，不时实行经济制裁和打压。这是冷战后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不断动武的国内原因。美国在越战失败后对外用兵明显收敛，里根时期的国防部长温伯格公开主张“武力只应用于保护美国及其盟国的重大利益”，[4]但冷战结束后克林顿上台不久即迅速逆转，拉开了新干涉主义的帷幕。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率先打响干涉利比亚的第一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树立其强硬形象，在大选中争取更多选票；左派社会党领导人奥朗德任总统半年后就派兵干预马里的内乱，还是为了其政府的地位和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