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尽管早在15世纪初，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开始七下西洋的远航，但启动近代以来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却是欧洲的航海家。其原因在于，郑和以宣扬皇权和传播中华文明为主要目标的远洋①与欧洲追求资源与市场为目标的探险，其出发点截然不同，其结果亦大相径庭，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定然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并且我们今天依然处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上升阶段，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由市场驱动的欧洲探险家发现新大陆的价值更接近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引致了一场新的全球财富生产方式革命。就全球化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影响而言，无论是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基本结构视为国家间“实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②还是自由主义将其理解为国际组织、制度、规范等发挥作用的结果，或“制度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③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④后发国家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民族国家的疆界“屏障”日渐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和传统政治权威日渐削弱；而霸权国家，主要是霸权国家始终控制着“国际产权”的分配，主导世界财富的流向，⑤尽管内容、形式在不断地扩展和变换，并且权力资源的控制方式日益被打上合法的、普遍认可的共同利益的印记。考克斯认为，任何一种秩序都是三种力量的结合：权力的分配(物质力量)、制度的作用、规范行为界限的认同与意识形态。⑥而“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⑦。由于权力资源是一种力量，或只是一种潜在权力，只有转化为现实权力才能发挥作用。⑧权力的转化，就是将以资源来衡量的潜在权力转化成以其他国家行为变化来衡量的得到实现的权力，即把国家的潜在权力转换为影响其他国家态度和行为的权力。现行的国际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个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对权力资源转换的努力。例如，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其实是当下国际秩序的“投影”，因为国际秩序直接“约束行为体的价值分配活动”。⑨由此，伴随着时代的变迁，霸权国家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和竞争国家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争夺也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在于，非物质性权力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成为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取向。 传统意义上财富分配权控制与争夺的主要方式 传统财富分配权控制与争夺，都是与军事力量的兴衰和战争的态势紧密关联。国家之间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往往是由一国的财富和军事能力来确定的，而军事能力通常与国家财富及技术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使得国家主动或被迫参与提升军事能力的世界竞争。历史地审视，自然资源丰富固然是国家财富的殷实的重要来源，但并非是强国、进而巩固和拓展财富的必要因素；不仅如此，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囿于天赐的财富而疏于进取和武备，从而成为霸权国家仰仗军事力量攫取财富的“天堂”。军事力量的运用，目的在于争夺和控制一定范围内的权力资源，财富的分配便是最重要的一种权力资源。由于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求与其经济力量相适应的权力，而逐渐衰微的强国会利用旧的制度权力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其结果就是通过“系统性战争”进而出现新的国际权力机制。功能日益增强的国际机制通常是战争的继续，或为巩固战争的胜利成果和拓展有利于自身的利益格局，或为争夺与崛起的经济力量相适应的财富分配权力，或为改善和平衡特定的国际秩序而达成的国际认同。因此，就财富分配权控制与争夺而言，战争并非霸权国家控制财富分配权的最有效的方式，⑩而凭借军事力量的运用及其后续手段控制世界贸易体系与资本流向，则是一种被遵从的和能自我运转的长效机制。 1.倚重军事实力控制世界贸易体系与资本流向 军事实力的运用是控制财富分配权的原始力量。霍布斯丛林法则所揭示的竞争方式及其结果，在近代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和依托的。汉斯·摩根索提出，国家的生存是国家利益之根本，国家的实力(尤其是工业和军事实力)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无实力的国家必然在国际上受制于强国。(11)通常而言，国家实力状况以及国家对于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力量的判断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行为。尽管有学者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区分为领导者、追随者和边缘国家等多种类型，但凡是民族国家均会有其国家利益，无论处于哪种角色，“国家会致力于通过领土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扩张来改变国际体系，直至这种努力的边际成本等于或大于边际收益为止”(12)。尽管权力的资源来源广泛，但军事力量仍然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因为随着国家的经济强盛和军事发展，不仅会追求与其国力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包括控制他国的领土和行为以及世界经济)，也能够试图通过发动大规模战争彻底修正或推翻现有国际秩序。而对于既有霸权国家，“军事工具的重要性基于在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最后保障是战争”，战争不仅服务于权力，它本身就是权力。(13)而财富的作用在于支持军事能力的成长和成功发动战争的能力。维持军事强势需要巨额的政府支出与投资，这在客观上拉动了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进而又强化了军事实力对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战争对工业生产能力扩张的显著的拉动作用，以近代钢铁工业为例，“政府的需求创造出早熟的钢铁工业，其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和平时期的需求……军事需求因此影响日后的工业革命，蒸汽机的改进、铁轨、铁船等重大革新逐一出现。如果没有战争对钢铁制造业的推动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14)。战争的目的是控制商业、贸易体系，获取经济利益。在戴维·希利看来，国内的和平与海外的商业扩张是相互联系的，而商业扩张与向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正日益成为商业和战略上的目标——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同样是相互关联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