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的启蒙精神需要批判继承、改造和发展，而根据“新启蒙精神”，德里达既抵制全球化，又不固守欧洲中心论；既反对美国霸权，又不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摇旗呐喊。德里达的政治理想寄托在“新国际”(la nouvelle Internationale)之中，以与现今世界上存在的十大弊端进行斗争。作为“各国人民之间的一种承诺”(Derrida and Roudinesco,p.125)，“新国际”并不由各国政府组成，并不是以前的“共产国际”，也非其他政党的国际联盟。(ibid,p.123)尽管德里达宣称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的激进化解构与某种马克思主义精神相一致，但他的“新国际”显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德里达所谈论的新国际的“共产主义”是“一个重聚的联盟，无结合、无组织、无政党、无民族、无国家、无所有权”。(Derrida,1993,p.58.下引德里达文献仅注年份和页码)德里达考虑到正义理念从未能在任何现存政治制度和原则中得到实现，所以主张要阻止正义在一个不可避免的总体化境域中被再次化简为法律-道德规范，要在“新国际”中安置“正义”这个从未能被驱逐的幽灵。德里达感到自己有责任忠诚于马克思的某种批判精神，秉承马克思的忠告而与幽灵们进行对话。 德里达的“新国际”思想与作为政治学的幽灵学密切相关，因为研究政治现实不能忽视幽灵们的潜在作用。德里达不仅要为幽灵们预言一个未来和生死，更要为幽灵们呼吁其多样性和异质性。德里达借正义之名来详述鬼魂，而正义又取决于责任。倘若没有某种责任的原则，那么各种鬼魂，无论作为“战争、政治暴力或其他暴力、民族主义灭绝、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性别歧视或其他形式的牺牲品与否”，作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压迫或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压迫的受害者与否”(1993,p.16)，都无法获得正义。“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这一询问的意义也取决于担当和尊重与那些尚未存在或已死去之鬼魂密切相关的正义。“这个正义使生命超越了当下的生命或它的实际存在、它的经验的或存在论的实际性：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种超-生命，也就是朝向一种其生与死本身只是一些踪迹和踪迹之踪迹的踪迹，朝向一种其可能性将预先分离或打乱活生生当下之自身同一性的超生命”。(ibid,pp.17-18)不止一个幽灵从不止一种精神获得其生命。“有不止一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不止一个马克思的精神”。(1993,p.36)德里达强调必须思考马克思精神的复数性和异质性，是为了否定在马克思精神遗产及其继承上的唯一、权威、正统和独享。 鉴于人们在讨论官僚阶层与国家资本主义时都预设了以幽灵学的方式来思考的幽灵性，而官僚化是一种抽象物和幽灵化的现象，德里达的幽灵学就借助幽灵性逻辑来说明形而上学化、抽象化、意识形态化和偶像化的过程和影响；因此，这种幽灵学并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解构的。由于正义的去总体化(dé-totalisante)的条件是在场的条件，因而，德里达的解构始终就是对赠与(don)和不可解构的正义的思考。这确实是任何解构之不可解构的条件，但这个条件本身却仍然在并且必须仍然在解构之中，否则解构就会失去有关未来、允诺或呼唤、欲求、这个沙漠性弥赛亚主义(没有内容、没有可辨识的弥赛亚)的机会(ibid,p.56)，也会失去另一个绝对的和不可预知的特殊的作为正义的到来者的来临，还会失去未来民主制度的来临。 按照德里达的读解，强大的共产主义幽灵的第一个出场，是《共产党宣言》最为醒目的一幕。“没有一个传统文本在政治正在进行的全球化上似乎是如此清醒的，在技术和传媒在最有思想的思潮中的不可化约性中似乎是如此清醒的——这超出了那时的铁路和报纸，《共产党宣言》已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分析了铁路和报纸的力量。并且还很少有文本如此阐明了法律、国际法和民族主义”。(ibid,p.3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设想共产主义蓝图时，已考虑到一个多世纪以后才凸显出来的全球化、媒体化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德里达的“新国际”要着力解决的。 在德里达看来，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论的共产主义幽灵是一个将要到来的幽灵，一个让旧欧洲一切势力闻风丧胆的威胁，那么，在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谈论的共产主义幽灵则只是一个过去的幽灵，已过去的威胁。人们祈愿它在将来不再回来。德里达批评这些人的一厢情愿，因为在一种新的世界紊乱试图安置其新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时，任何断然的否认都无法摆脱马克思的幽灵们的纠缠。德里达反观福山的理想主义逻辑的解释，认为为了尽可能揭示和缩短经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福山还须无限期地求助于富有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某种精神。而另一种不同于福山的、拘泥于现实经验证据来质疑自由民主理想的理论，在分析市场经济、资本规律、自由议会民族制度、人权、平等和民主等概念时，也仍有责任忠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遗产。(ibid,p.143) 德里达把马克思主义精神理解成复数、幽灵们、不合时宜的幽灵们，认为人们不必驱赶它们，而是应当清理、批判、靠近它们，允许它们归来。德里达的这种见解自然会招致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侧目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反感。德里达否认自己是为时已晚的向马克思主义的集结(ibid,p.144)，他是为了弘扬正义。德里达向马克思思想表达敬意，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思想具有批判精神和追求人类正义和民主的弥赛亚性和解放允诺(promesse émàncipatoire)。德里达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激进批判精神出发自然要探讨马克思的幽灵概念、马克思确定幽灵的方式、马克思最终把幽灵与存在论联系起来的方式，乃至这种存在论与唯物主义、政党、国家、极权主义联系起来的方式。德里达认为自己之所以不放弃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不仅仅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批判和不断质疑的精神，更主要的是因为这是一种解放的和弥赛亚式的断言，某种认为人们能设法摆脱任何教条、甚至任何形而上学-宗教规定性和任何弥赛亚主义的允诺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