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5-0041-08 一、特林考斯的挑战 米兰多拉的皮科(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是文艺复兴哲学的杰出代表，19世纪末以来备受西方学界的重视。从早期的文艺复兴专家布克哈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加林(Eugenio Garin)到新近的哈佛教授汉金斯(James Hankins)，围绕皮科的专著和文章层出不穷。其中，《论人的尊严》(De hominis dignitate)因为旗帜鲜明地主张个体自由，尤受瞩目。尽管就如何理解此书的脉络和细节，学者们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大多数仍坚持认为，皮科在书中对个体自由的强调在精神气质上完全是革命性的。特别是卡西尔，他从康德主义的历史视野出发，认定皮科一方面在《论人的尊严》中为个体自由解除了中世纪的神学束缚，另一方面在《驳星相学》(Disputationes Adversus Astrologiam Divinatricem)中为个体自由解除了古代的宇宙论束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为康德的自由哲学奠定了基础①。 不过，在关注《论人的尊严》的同时，不少学者也对皮科的其他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皮科写于1489年的《创世七日》(Heptaplus)更是引发了激烈的讨论。1970年，特林考斯(Charles Trinkaus)在他出版的文艺复兴研究专著《按照我们的形象与相似性》(In Our Image and Likeness)第三章中就重点分析过这部著作。特林考斯特别指出，皮科在《创世七日》中从奥古斯丁传统出发，实际上重新承认了人的原罪，因而否定了个体凭借自由获救的能力。从这个立论出发，特林考斯断定，《论人的尊严》中皮科所强调的人的尊严只属于“亚当堕落之前和基督道成肉身之后的人”②。 从文本上看，特林考斯的立论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论人的尊严》来看，人的自由是上帝对亚当宣布的，且最终朝向了上帝；另一方面，从《创世七日》来看，皮科明确提到，初人亚当分有了“上帝的形象”(Imago Dei)，堕落之后就丧失了，成了野兽般的存在，只是当新亚当——基督到来后，人才重新获取了“上帝的形象”。按照特林考斯的理解，“上帝的形象”是人有尊严的体现，丧失“上帝的形象”就没有了尊严，故而从亚当堕落到基督救赎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人是没有尊严的。从特林考斯的逻辑出发，这个推论是合理的。 特林考斯的这种说法，给皮科研究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如果说，《论人的尊严》中，个体的尊严只属于“亚当堕落之前和基督道成肉身之后的人”，这无疑既否定了亚当之后到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人，又否定了任何不信基督的异教徒所具有的尊严。这种解释，从逻辑上将皮科推向了中世纪的奥古斯丁传统，并给他打上了“基督教中心主义”的历史标签。 诚然，皮科的思想本来就和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藕断丝连③，但是，特林考斯的结论却与一般的论断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其他学者只是着重分析中世纪晚期的意志论和唯名论传统对皮科的影响④，特林考斯的论断则是要指出，皮科在整个人性论上都与奥古斯丁的“原罪说”保持一致。如果这个解释能够成立，皮科所言的个体自由就成了亚当所以堕落的缘由，而非人之为人的一般特征。随之而来，皮科就更像一个中世纪哲学家，而非一个宣扬个体自由的现代哲学家。可见，如何认识特林考斯的上述论断，绝非一个细小的文本争论，而是一个牵涉到理解皮科哲学整体面向的大问题。要想回应特林考斯的挑战，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下三个问题：首先，《论人的尊严》中的尊严本质为何，它与“上帝的形象”和人的自由有什么关联；其次，《论人的尊严》中所说的“尊严”，是否存在特林考斯推导出来的时间限制，即：亚当堕落之后、基督救赎之前的人是否就没有尊严?再次，异教徒是否就没有尊严?只有明确这三个问题，我们才能对特林考斯的论述做进一步的判断，从而更为准确地把握皮科思想的历史意义。 二、人的尊严：个体自由VS“上帝的形象” 1.特林考斯的理解：“上帝的形象” 特林考斯基于《创世七日》的表述，将人的尊严定义为“上帝的形象”(Imago Dei)。这个“上帝的形象”，乃是上帝在造人时赋予亚当的一种特权。但由于初人的堕落，“上帝的形象”惨遭除灭： 现在，我们在他(亚当)身上第一次察觉到了“上帝的形象”，借助它，亚当得以管理和命令各种牲畜。人的本性(Nature)被这样确立下来，理性支配感性，并依据自身的法则平息一切贪点嗔痴。但由于犯罪，我们毁灭了这“上帝的形象”，变得悲哀而不幸，开始服侍自己身上的“野兽”，在地上爬行，渴望尘世之物，忘记了故土和天父，忘记了天国和我们作为特权而拥有的原初的尊严(Original dignity)。就是这样：当人处在尊贵中，他恍不自知，但现在却堕落成愚蠢的野兽，与它们相似(《创世七日》，第四章第六节)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