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3)04-0145-12 20世纪英美哲学的主流是语言哲学，而语言哲学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是“意义”问题。早期的意义理论主要集中于抽象的研究，近年来，随着理论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的发展，意义理论的研究植入了语言学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观点纷争的场面。在这一场争论中，布兰顿的推理主义语义学具有代表性。本文将以布兰顿的推理主义语义学为主线，基于对布兰顿的推理主义语义学的缘起和发展及其方法论原则的考察，对布兰顿与福多在语义整体论原则、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等问题上分歧的阐述，剖析这种分歧产生的哲学根源。 一、理论溯源 布兰顿的推理主义语义学是在梳理与剖析近代哲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他认为，近代哲学的主流采取的是一种表征主义的视角，但是，也同样存在着推理主义语义学传统。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在接受了笛卡尔的表征观念的同时，并没有将世界完全划分为表征与被表征的关系，而是发展出了一种通过表征之间的推理意义的术语来进行解释的方法。“在表征过程中，某事物超越自身到达被表征事物的方式，将用这些表征之间的推理关系的术语来理解……这些推理主义者寻找一种用推理的术语来定义表征属性的方式，并且这些推理的术语必须先于表征得到理解……通过不仅在推理中所显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存在于推理中的作用来理解观念的特征，如真与表征。”①这样，布兰顿基于对传统哲学史的剖析，挖掘出了一种与表征主义分庭抗礼的推理主义传统。他明确指出，根据更深层次的思想原则，把前康德哲学家划分为表征主义者和推理主义者比把他们划分为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更好。② 前康德哲学家在研究语义学时，是将概念看作解释顺序的起点，因此，对概念内容的把握可以独立于或优先于判断。而判断是解释如何将概念组合进判断之中以及判断的正当性如何依赖于构成判断的那些概念。推理是解释如何把判断组合进入推理以及推理的正当性如何依赖于构成推理的那些判断。康德扭转了这样的一种语义的解释方向，认为判断才是最基本的认知单元，概念是派生的，“意识或认知的基本单元，即，可理解的最小单元，是判断……概念只是一个可能的判断所谓述的东西……对于康德来说，任何对内容的探讨必须从判断的内容开始，因为任何可以具有内容的表达都在于它对于判断的内容所作的判断。”③黑格尔的哲学进一步从判断发展到推理，将推理看作是最基本的，彻底扭转了传统语义学的解释方向。布兰顿认为：“黑格尔的推进，在语用学方面，是根据社会实践来思考规范；在内容方面，是主要根据判断来思考内容，就像康德所做的那样。对于康德来说，判断是经验的单位，因为判断是我们能够对之负责的最小的单位。根据推理，黑格尔说三段论，来思考内容，是判断的真理；人们只能通过理解作为恰当推理前提和结论的命题，来理解命题内容。因此，这两个推进，即从康德的规范洞见向社会线索的转变，以及在概念内容方面，将焦点从判断转向推理，是从康德推进到黑格尔；而对于判断观念的关注，则是康德对关注次语句表达式所表达的东西——整个传统，包括直到康德的经验主义传统都聚焦于它——的转变。结果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观点：首先是推理，其次是命题，再次是次语句表达式，它整个颠倒了解释的顺序。”④ 在当代分析哲学中，推理主义的重要性更为突显。在弗雷格的早期理论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推理作用的论述，提出根据推理解释概念内容的观点。他认为：“两个断言具有相同的概念内容，当且仅当，他们具有相同的推理作用。”⑤但后来，弗雷格又提出了将真看作是解释的原初起点的观点。布兰顿分析说，在弗雷格理论中，存在着从关注推理转向关注真。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被认为奠定了推理主义语义学的哲学基础。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绝不可能通过表达式与世界中的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来确定，而是通过语言游戏来确定的。语言游戏的规则是由支配它的正确的会话用法的默认规则来构成的，而这些规则来自于社会共同体的实践过程。因此，学习一门语言就是习得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模式。这样，维特根斯坦明确地将社会实践的规范维度引入到了对意义的研究之中，这也为实用主义哲学传统进入传统的分析哲学打开了大门。 推理主义语义学在当代的表现形式趋于多样化，特别是表现为各种自然主义方法，比如与布洛克(N.Block)称为概念作用语义学(Concept Role Semantics)的观点相类似，根据他的观点，概念作用语义学认为表征的意义乃是由表征在主体的认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来决定的。此外，当代推理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和认知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的研究相结合，比如杰肯道夫(R.Jackendoff)提出“语义属性根源于概念结构”，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概念语义学理论，强调概念结构或形式结构对于话语的语义属性有决定性意义，即话语的语义属性根源于人类解释句子的能力，而此能力又根源于计算系统，计算系统的实质就是概念结构。约翰逊·莱尔德(Johnson Laird)认为“意义在于构造模型”，这种观点认为，人们之所以在听到一个词时能理解或把握到相应的意义，其机制在于，听到一个词便联想到了相应的关于其对象的表征，于是便有了对该词的理解。而这种纯联想性的关联怎样从句法上结合起来呢?他提出了语义网络这一概念，即关于意义的计算心理学理论是以语义网络为基础的，而语义网络是为计算机设计的。卡明斯(A.Cummins)的“解释语义学”借鉴了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和解释主义等有关成果，试图用“表征”这样的功能作用来说明心灵与世界的语义关系，即表征是由我们所做的解释决定的，而解释又是由我们所选择的推理性功能决定的。 布兰顿认为，首先，尽管我们可以在哲学史中找到推理主义的理论资源，但是前康德哲学家仅仅是将推理主义作为表征主义的一种方法论上的补充，更多关注知识问题而非理解问题；其次，当代分析哲学则比较关注形式语义学的分析，将真和指称等概念而非推理概念看作是语义学的核心概念；最后，当代推理主义的种种自然主义表现形式仅仅将推理主义看作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而不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方法。布兰顿深刻洞见到德国古典哲学在发展推理主义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并将黑格尔哲学重新引入分析哲学研究传统之中，坚持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坚持推理主义反对表征主义，坚持语义整体论反对语义原子论，将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推理主义研究方法相互结合，因此被誉为分析哲学中的“黑格尔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