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3)03－0122－09 罗丹(Auguste Rodin)那尊名为《思想者》(Thinker/Poet)的雕像是公认的西方艺术经典，它不仅成功地将诗人但丁(Dante)在地狱门前构思诗句的场景凝固为永恒瞬间，而且表达了但丁、罗丹，乃至每个人对自己人生、所处时代及整个世界的深沉思考。的确，自古希腊开始，如这尊雕像所呈现，有关意义的一切都被埋藏在思想深处，但尽管如此，它却被视为唯一照亮人之存在的生命之光，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甚至称之为“在场的遮蔽”①，因而希腊哲人及其后继者的任务就是竭力去把握、揭示它，使其澄明。而在德里达看来，诸如思想、真理、理性、逻辑这些名称无疑属于意义秩序，又不可避免地与基础、原则、中心相关联，它们共同为使意义成为一个永恒的在场而努力，也正是这种对于在场的热爱构成了以往西方哲学思考与研究的动力。[1] 的确，物质世界中“在”成为“不在”带来的变化使人们无法完全把握事物。因而，人们总对永恒不变的知识模式充满渴求。在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看来，这正是对西方文化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本体论”传统，它给予“同一性”(same)以特权，任何差异、变化的他性事物如果想被认识主体了解，必须放弃自身的“不同性”(alterity)才能显现在同一性的层面，否则只能是缺在。[2]因而，无论是“在场的形而上学”还是“本体论”，它们对在场的渴求无非是想消除变化、差异及缺在带给人的不确定感与恐慌感。但是，如果那看似可以成为基础的在场原本就是建立在一片不断流动的“延异”(différance)的沙丘之上，“在”不过是“不在”产生的差异性效果，那人们渴望获得的稳定的生命意义无疑成了一个永远的缺在；不仅如此，当人的生命为之产生并展开的那个意义被揭示为不过是种历史中暂时的故事性叙述，那么，对于意义的寻找与依托如何才可能达成？ 一、对意义的渴望 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及亚里士多德《解释篇》(16a3－8)开篇部分的论述曾在西方语言学研究史中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现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其真正的研究兴趣。“《克拉底鲁篇》驱使我们进行研究的并不是语言学而是本体论”，[3]因为在柏拉图看来，“那跟随名称寻找事物，分析事物意义的人正陷入被欺骗的危险中”，语言不是真理，仅仅是“声音的模仿”。[4]亚里士多德也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语言哲学或符号学。据麦克基恩(Richard McKeon)分析，亚氏所说的“心灵”、“言语”、“文字”可分别对应“内在沉默的话语”、“外部言说的话语”、“外部书写的话语”，内在话语本身具有意义，而外部话语依靠习俗获得意义。[5]因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思想与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理想的语言应该像“数”一样，可直接清晰地反映思想，而他的最终愿望更是抛弃外部符号直接进入心灵中“事物的像”(the likenesses)。不仅如此，亚氏依靠数学模式构筑了讲究逻辑的思想体系，关注“一般命题”并强调“普适命题”的绝对真实与不可怀疑性。②因而，在他看来，“真正的哲学”需要依据这种由语言到心灵的“科学的”原则来建设。 而由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开启的对于语言的哲学论述及其背后真正的意义旨归，在歌德笔下通过浮士德对神圣文本《圣经》进行翻译得到了一种文学化的思考：“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古本，怀着至诚的心情试将神圣的原文翻译成我心爱的德语。上面写道，‘太初有言’！这里就卡住了！谁来帮我译下去？我不能把‘言’抬得那么高，如蒙神灵开导，就得把它译成另外一个字。那么，上面可是‘太初有意’了……”[6] 的确，对西方人而言，语言(言)尤为重要。这不仅因为创世神话中宇宙的主宰者以言创世，他还将语言作为礼物赐予人，伊甸园中人对万物的命名就是它们的“专有名称”(proper name)，而即便这种“命名的语言”(name language)[7]在巴别塔变乱后永远地失落了，语言仍被视为“通向真理之途”与“存在的家”(海德格尔)，是闪现着救赎之光的碎片(本雅明)。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中发现，西方人对语言的偏爱总是易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一般，抛弃“声音的模仿”与“外部的符号”指向具有“一般命题”乃至“普世命题”性质的“意义(意)”。而“太初有……”(In the beginning was……)的叙述更表达出一种原初性意义的预设及对其进行回溯性探问的渴望。 1938年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问世，对意义的探讨再次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生成现象学”的方法)进入西方哲学家的关注中。而按照他本人的强调，对于几何学起源问题的探讨具有一种示范性意义，这“必然导向最深刻的意义问题，那也是一般科学和科学史的问题，并且最终甚至是一种一般普遍史的问题”。[8]值得注意的是，在胡塞尔的工作中，我们看到了几何学在某一时刻因着它“最本源的意义”第一次进入了历史，“并且从此作为千年传统被保留在场，对我们仍然有效，并持存于一个不断建构的活生生的状态之中”。[9]于是，以往看似“现成的”几何学被胡塞尔揭示为“一种不断生成的传统”，而对于几何学的学习乃是对这种传统“发生的再激活”。 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的努力无疑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真正的哲学”，并继续了前辈的遗产，热衷对“意义”的追求。但胡塞尔有两点独特的贡献：第一，胡塞尔通过分析欧式几何如何从欧几里德(Euclid)的主体内产生而成为一个普适性的几何公理，使“从先验主体性出发产生意义的行为”获得了“中立化”③，有力克服了柏拉图式的二元划分可能导致的自然论与客观论的危机；第二，胡塞尔揭示出几何学传统是一种“主题性”的历史构成，几何学在历史中不断地将自身带回到它最本源的意义，而正是这意义使几何学成为其所是。但也正是在对这两点贡献的思考中，德里达与泰勒发现，胡塞尔式的对于意义永恒在场的追求是一个无法完成但却值得不断渴望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