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借助全球化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并且使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归根结底靠的是对各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的改革。中国经济尚未完成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因此，改革任务也远未完成。 观察世界上那些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虽然分别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是，最终束缚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却大都是体制上的，即在某些关键的体制方面，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以致陷入经济增长的徘徊和停滞，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实现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于21世纪中叶实现基本现代化，最根本的途径，无疑仍然是坚持推进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本文不拟深入改革任务的细节，而是着眼于剖析深化改革面临的困难和突破口，并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特别挑战出发，指出若干关键性的改革。 一、改革在徘徊吗？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急风暴雨式的经济改革之后，许多研究者发现，很长时间以来，改革一直处于胶着状态或停滞状态，甚至有人认为还出现了向旧体制复归的倾向。而社会学家孙立平则认为，中国的现状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他把这种现象称作“转型陷阱”。[1]总之，尽管学者们表述不一，但是，他们终究都是认为中国的改革处在徘徊不前的状态。 在中国，当提到改革二字时，主要指的是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经济体制进行调整和变革。所以，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变迁现象，即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包括政府、组织和个人，在面对体制弊端时寻求变革的活动或制度创新。按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当一种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形成制度变迁净收益大于零的局面，制度变革通常就会发生。在改革之初，传统体制导致的各种弊端既积重难返，也显而易见，因此，改革带来的净收益是巨大的，改革在众多领域如雨后春笋般地展开。早期的改革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自下而上”的改革占主导。企业或个人在探索到可以改善激励机制、提高经济效率的体制形式，因而要求突破传统体制模式的情况下，通常自发地干起来，同时向上级或政府寻求合法性的支持。在这种试验被证实有效且无害的前提下，政府予以首肯进而加以推广，并以党和政府文件的形式给予合法性确认。 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演变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最初，在基层或地方干部的默许之下，个别贫困地区的少数农户偷偷试行“包产到户”，之后得到更高级别政府的首肯，从而更多的地方纷纷效仿，并通过若干个中央文件才得以认可，进而成为普遍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最终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长期不变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第二，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即大多数实施的改革，都能够给广大的当事人带来明显收益，与此同时却几乎不会伤害其他群体的利益。这并不是说，改革初期没有既得利益格局，任何改革都可以规避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产生的政治风险，只是当时的改革选项比较多，从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政治成本和风险原则出发，那些最迅速、最直接带来收益的改革易于出台。 此外，由于当时所谓的既得利益群体，相当部分实际上也是收入水平较低的普通居民。例如，商品价格改革一下子放开的方式可能伤及的居民，也是在低工资制度下承受力较弱的人群。因此，实行价格双轨制改革，适度保护既得利益群体(但不是拥有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改革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能够明显改进微观激励机制和经济效率的体制因素容易被消除，而且，更加分权的体制和微观经营单位自主权的确立，使得在微观环节上，体制处在不断地完善过程中，影响效率的体制因素可以随时随地得到矫正。另一方面，当改革进行到更高的阶段上，可以达到“帕累托改进”的机会便明显减少，进一步改革不可避免要更多地触及既得利益。与此同时，改革过程本身也形成了诸多新的既得利益格局，其中有些随后也会成为改革的对象。 因此，与其说改革停滞或者倒退，不如说改革难度加大了，其原因是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发挥了作用，或者说，“低垂的果子”越来越少，本来也是制度变迁的一个规律性现象。以前一种方式认识改革现状，即作出改革停滞或倒退的判断，结论是需要重提改革，达成共识进而再下改革决心。 然而，事实上在中国，关于改革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各种权威文件和规划中也不乏推进各个领域改革的相关部署，其中许多改革规划没有如期推进，必然有其实施中的特殊困难。甚至有时一些并不能构成改革迟迟不进原因的技术层面问题，也因信息不对称而无法甄别。因此，发现和理解改革推进的困难，不是为了找到合理地延误改革的借口，而是为了排除不必要的技术性拖延，寻找必要的途径打破这样或者那样的改革障碍。 为了具体评价经济体制改革是否停顿，或者为什么减速，可以从经济体制的若干重要方面来分别概括。例如，林德贝克(Lindbeck)把经济体制的主要和重要维度概括为9个方面：(1)企业的所有制状况；(2)资产的所有制状况；(3)分权的状况；(4)经济决策的方式；(5)企业的激励方式；(6)针对个人的激励方式；(7)企业面对的竞争程度；(8)个人面对的竞争程度；(9)对外开放的程度。[2]从这些角度观察，不仅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并没有停滞现象。其实，所有制的多元化状况可以总括地回答上述方面的改革进展和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