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性语境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公民权利意识与参与意识的觉醒，随着现代阶层结构的出现与生长，转型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会逐渐增大，动力会逐渐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期尤为必要。 转型是一个涵义非常宽泛的概念。本文所言转型是就体制而言的，指中国从改革以前的传统体制模式向现代体制模式的发展与转换。中国还处在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体制转型的理想目标就是在改革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基于中国国情，既吸收国外现代化的先进理念与做法，同时又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体制。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传统的体制在经济方面是纯粹公有制、计划经济与平均主义的“三位一体”，在政治领域是公共权力的高度集中，在社会领域主要是城乡二元的彼此隔绝，文化上则是以共产主义为直接目标的大一统。而作为转型目标的现代体制则是以发达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其不仅具有高度的民主法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良性公民文化，还要生成一种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中国向现代体制模式的转型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就一些最基本的现代化经验与规律而言，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想成功实现转型都必须予以遵循。比如一个强有力的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政府，比如以经济的市场化作为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比如对公民权利的逐步确认与切实保障，比如最终构筑较为合理均衡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然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国情，因而在遵循和实现现代化基本规律时必然会建构不尽相同的具体制度，采取不尽相同的步骤与方法。换言之，基本的规律是一致的，而规律的实现路径与实现形式却是多样化的。在规律实现的具体制度、具体步骤、具体方法、具体路径、具体形式上，各个转型国家不必一致，也不应强求一致。对于这些具体层面的东西，中国的转型可以参考，但不必迷信与盲目遵循。中国要考虑的是如何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按照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与经验尽可能顺利地实现转型。 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的转型具有自己的特点。在此有两点应着重强调。其一，中国的转型是从一种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体制的发展与转换。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与意识形态的遗产将深刻影响中国的体制转型，这种特殊国情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既有的平等、民主的政治理念将会始终作为一种先在的标准被执政党和民众用来审视中国的转型，来尽可能地保证转型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的政治权力体制相叠加，所以作为改革对象的传统体制，其集中程度无疑相当高。而这与搞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如何培育一种公平、完善而有效率的市场体制，理顺自由的市场与集中的权力的关系，理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对于中国的转型而言尤其重要。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公共权力推动下建立与完善的，所以，要实现以上目标，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具有了决定性意义。实际上，中国最初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今天，不论是权钱交易的问题，还是国有企业垄断的问题，离开了政治体制改革都不可能成功。 其二，中国的转型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一个非常注重自身建设、具有高度忧患意识、秉持以人为本理念、能够集中力量干大事、明确把现代化作为自己目标的执政党是中国转型的巨大优势。这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根本保证。而其他转型国家则未必像中国一样幸运，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但是，强大的一党执政也具有自身的风险。一方面，国家的大政方针如果不符合民意，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优势就有可能转化为劣势，所以，如何在党的领导与民意的表达方面求得一种平衡，汇集两者之长，对于中国的转型而言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包括党在内的公权力放权让利的过程，是一个改革包括党在内的公权力自身的过程。由于涉及自身利益的取舍，改革的难度将会加大。党内的既得利益群体会成为改革深化的巨大阻碍力量。党的领导的巨大优势与一党执政的挑战与风险，是中国转型区别于其他国家尤其是非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根本之点。 现阶段的中国正基于自己的国情、以自己的方式、通过自己的实践，努力向一种现代的体制模式迈进。这样一种现代的体制模式是我们转型的应然目标，当然，能否最终实现成功转型则有待于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换言之，并不是我们确立了这一转型的目标模式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的改革正在向这一目标前进，但也不排除由于各种阻力，比如既得利益群体等原因而导致改革进展缓慢甚至停滞。现在改革的动力不足，阻力较大，我们的改革并不是没有重蹈“拉美模式”之忧。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但实际的结果却具有多种可能性。由此，我们才强调要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期，强调要在这一时期有所作为。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期的意思并不是说在这一阶段政治的发展将臻于完善，高水平的政治民主将会实现，而是说在这一阶段，应逐步建成基本完整、相对系统的民众参与机制与民主体制，各种社会力量将能够被较为有效地整合进制度性的参与和博弈渠道，各种不规范或不合理的参与方式与政治行为将大为减少。简单地说，就是拓宽民主基础，构筑一个基本的民众参与的体制、机制，并将各种力量切实引入这一制度架构，尽量减少体制外的参与。 这一关键期与战略机遇期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构成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与完善的重要环节。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政治制度民主化、法治化程度将不断提高，但仍会呈现较为强烈的国家主导、控制色彩；各种民主制度与参与机制不断健全，但这离不开官方的推动、催生与权力让渡。相对于高水平的民主而言，上述要求不算太高，但相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来说，相对于中国原有政体的转型来说，上述要求却具有一定的理想性。最为重要的是，民主体制机制在这一阶段的相对系统化及其有效运作将为以后的民主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概言之，这是一个旧质渐退而新质渐生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