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2)04-0050-06 2004年，《当代》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那儿》的中篇小说，作者曹征路。[1]谈到这篇小说，该杂志的一名编辑说，它原本的标题是《英特耐雄那儿》，是《国际歌》中文音译“英特耐雄纳尔”调侃式的改动，但当小说发表时，标题缩减为《那儿》。[2，3] 编辑还说，这是因为不希望原始的题目过于直白地显露出与“英特耐雄纳尔”的关系。无论这个决定是否还有其它原因，选择“那儿”与故事调侃加悲剧的叙述语气颇为吻合；它所呈现的意蕴也更为悠长：即使戛然声止，(被破坏了的)《国际歌》仍然像幽灵一般回荡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唤醒着人们并不太久远的记忆，并引发对当前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和争论。小说一经发表即刻引起批评界的注意，左翼倾向的评论对其做出积极的回应，有些将其视为21世纪中国“底层文学”(subaltern literature)的开山之作。这样的命名，在纸媒和网络上引起争论，标志着意识形态斗争在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领域里重新露出水面。① 本文首先讨论小说如何塑造和表现故事的主人公朱卫国，如何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看似玩世不恭的口吻，来讲述朱卫国的悲剧故事。通过叙述者的讽刺口吻和朱卫国的(认真)反抗以及失败之间的不同，或者说分离感，进一步探讨小说如何既成功地强化朱卫国这个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悲剧性及其感染力，又成功地让这种悲剧性和悲剧感的表达，超出简单的个人层面。还有，小说又是如何通过叙述者讽刺和调侃的语调，颇为成功地揭露出，曾经的国营企业工厂的工人们在经历变化时，社会和个人二者共同付出的代价。 这篇小说在批评界引发的反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左岸文化网”上展开的讨论；第二，关于以《那儿》等作品为标志命名的“底层文学”的争论。将这篇中篇小说(及其之后的其他相关创作)放置在文学批评与学者反应相接合的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由作家、文学批评者和学者组成，积极地参与对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变化，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变化方向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中国改革后30年来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等的批评和反思。为突出这些批评和反思的重要性，本文将着重讨论在“底层文学”命名过程中对“底层”这个概念的讨论或者争论。作者以为，21世纪中国“底层文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记录了我称之为“工人阶级的‘底层化’”(‘subalternization’of the working class)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底层文学”的重要性，以及《那儿》所呈现出“英特耐雄纳尔戛然声止”的象征性和批判意义。 《那儿》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叙述者的舅舅朱卫国所做的必然失败的努力：他试图阻止他工作了几十年的国营工厂被卖掉。尽管小说有诸多值得分析讨论的方面，受篇幅所限，我在此主要讨论文本中那些与21世纪中国“底层文学”的发展有关的内容及其意义。 小说从杜月梅夜间遭遇月月(朱卫国的女儿)的宠物狗罗蒂开始，引发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杜月梅是一名下岗女工。她的生活处境在丈夫去世、与朱卫国一同工作过的国营工厂转制以及女儿的身体不好以后发生了急剧的恶化，不得已依靠不定期的卖淫来为女儿攒到足够的钱做手术。毋庸置疑，这是个“贫穷女人变‘坏’”的主题，含有我们熟知的戏剧性表现的隐喻，让人联想到20世纪20-30年代左翼文学和电影中常见的女性形象。但是，在《那儿》中，这一大家熟悉的隐喻被第一人称叙述者用他那看似漫不经心的口吻调侃式地表达出来，戏称杜月梅为一名“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1964年拍摄的著名影片的片名，②如今被用来意谕妓女。对片名讽刺性的借用值得注意，在此多说几句。这部电影讲述一支部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进入并驻扎上海时所发生的事情。这支部队官兵的任务是在当时上海的主要商业地段巡逻和站岗。故事的主要内容聚焦官兵如何面对物质诱惑，以及如何“成功地”克服这类诱惑。在20世纪80年代，与所有之前制作的电影一样，这部影片也没能逃出被批评太具宣传意味而少有审美价值的命运。影片的中心命题为抵抗资产阶级物质诱惑，但在80年代，这样的主题被视为革命的教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卖淫的重新出现，电影名称所指的那些在南京路霓虹灯下行走的哨兵，便“自然地”被调侃式地挪用到夜晚街头迎客拉生意的女性身上。曹征路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如此比喻杜月梅，呈现出的就是类似杜月梅这样的女工的“底层化”变化。 如此，小说从一开头就借用当代“去政治化”了的年轻一代“酷”的姿态和口吻，在叙述层面上产生可读的效果，在象征意义上产生多层面的效果。从叙述上讲，这个开头颇不费力地把杜月梅、朱卫国、他们衰败了的工厂、日渐无力的工人“共同体”，以及在这一共同体中出生长大但又显然不会欣然分享其历史感或时代忧虑的年轻一代，联系起来。在呈现联系的同时，又表现出其中并存的差异和断裂，以及涵盖其中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斗争。也就是说，在故事最开始，看起来若无其事的当下年轻人的口吻，从更深层面表现出了颇为深层面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不和谐。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发现杜月梅和罗蒂之间，人与狗的偶然相遇，顺带出的不仅是朱卫国这个主要人物，更是从朱卫国那里引发出的一系列数十年间他在工厂工作的记忆。无论在叙述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人狗相遇从杜月梅和罗蒂之间迅速转移到朱卫国和罗蒂之间。对罗蒂吓着杜月梅，朱卫国的第一反应是惩罚罗蒂。他让一个开卡车的朋友把狗带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但是罗蒂很倔强，居然找到回去的路，而且在再次被送走的时候自杀了。这条狗“顽固”地来来去去，在故事里与朱卫国想方设法去阻止工厂转制的做法平行，隐喻之意颇为显然。朱卫国上访的决心基于他相信工厂所正遭遇的一切都是错误的。然而，朱卫国最终失败了。绝望中，他决定自杀，躺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即将被拆除的旧机器上，打开开关。也许罗蒂和朱卫国自杀行为之间的相似性，安排得有点过于巧合，过于伤感；但是，叙述者的调侃语气，以及事关大部分国营企业的命运和曾在那里工作过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面对的沉重现实，使这个显然的比喻不至于在叙述上显得过于戏剧化，或者简单地沦为一种后现代式的贬义性的模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