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前半生以文学创作成就伟绩，后半生以文物研究安身立命，一生的事业，好像一分为二，两种身份，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观察到另外的情形：作家也好，文物研究者也好，这两种身份是矛盾和统一在他一个人身上的；文学和文物这两个领域，创作和研究这两种方式，一般人在意和注重的是不同，是相隔，在沈从文那里，却是相通。不是表面的相通，是这个人在根子上看待世界和历史、看待人事和自我的意识、眼光、方法上的相通。他的意识、眼光和方法的独特，不仅造就了他独特的文学，同样也造就了他在文物研究上的独特贡献。 更多的读者熟悉沈从文这个人和他的文学，相对地不太熟悉他的文物研究，那么我们就试着从他这个人和他的文学出发，逐步地走进他文物研究的世界。我想说的都是“入门”前的话，却是理解他的“专门”研究的重要基础，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以下简单地谈这么几个问题： 一、他这个人和文物研究是什么关系； 二、他的文学和文物研究如何相通； 三、他的文物研究的观念、方法和成就有什么独特价值。 明白了这几个问题，也许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考虑，从他的文物研究，我们能否得到启发，更好地来理解他的文学和他这个人。 一 远因和选择 沈从文为什么要研究文物？现成的答案，时代转折之际，“不得不”割舍文学，“改行”。来自政治的巨大压力，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这其中的一些情况，不少人已耳熟能详，我不再重复。我想说的是另一方面：人在巨大压力之下仍然是可以选择的，在看似完全被动、被迫的情形下，其实仍然存在着自主性，当然这种自主性受到严酷的限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维持。沈从文不是不可能继续当个作家，留在文坛上；事实上新政权的一些部门和个人也确实多次表示，希望他继续写作。但他十分清醒，他的文学和新时代所要求的文学是无法相容的，如果他屈从外力的要求而写作，就是“胡写”；而“胡写”，他就“完了”。他是为了保持个人对于文学的挚爱和信念而放弃文学的。放弃文学以后做什么呢？文物研究，这是沈从文的自主选择。这个选择，不是从许多选项中挑了这么一个，而是，就是这一个。这个选择的因由，其实早就潜伏在他的生命里，像埋进土里的种子，时机到了就要破土而出。 我们来看看这颗种子在土里的历程。这个历程的时间还真不短。 《从文自传》是一本奇妙的书，这本书的奇妙可以从好多方面来讲，这里只讲和我们的问题有关的一个方面。这本书是沈从文三十岁写的，写的是他二十一岁以前的生活，他在家乡的顽童时代和在部队当兵辗转离奇的经历。不要说书中的那个年轻人，就是写这本书时候的沈从文，也无法预知他后半生命运的转折。可是这本书里有动人的段落和章节，很自然地写出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的热切的兴趣。有谁能够想象，在这个一个月挣不了几块钱的小兵的包袱里，有一份厚重的“产业”：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要讲沈从文的书法历程，必得从这份早年的“产业”讲起。《从文自传》倒数第二章题为《学历史的地方》，写他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约半年，日常的事务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 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① 我们在沈从文的整个生命完成多年之后，细读他早年这样的文字，后知后觉，不能不感叹生命远因的延续，感叹那个二十一岁的军中书记和三十岁的自传作者为未来的历史埋下了一个惊人的大伏笔。 从湘西来到北平之后，还不清楚自己未来事业的路在哪里的时期，摸索读书，其中大多与历史、文物、美术有关：“为扩大知识范围，到北平来读书用笔，书还不容易断句，笔又呆住于许多不成形观念里无从处分时，北平图书馆(从宣内京师图书馆起始)的美术考古图录，和故宫三殿所有陈列品，于是都成为我真正的教科书。读诵的方法也与人不同，还完全是读那本大书方式，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常和变，从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识。”② 抗战后寓居昆明八年，早已确立了文学地位的沈从文，特别留心于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其中主要是漆器。汪曾祺回忆说：“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有一阵，一上街，就到处搜罗缅漆盒子。……昆明的熟人没有人家里没有沈从文送的这种漆盒。有一次他定睛对一个直径一尺的大漆盒看了很久，抚摸着，说：‘这可以做一个《红黑》杂志的封面！’”③ 一九四九年二三月，沈从文在极端的精神痛苦中写了两章自传，其中之一是《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描述和分析了美术、工艺美术与自己的深切关系。他说，“我有一点习惯，从小时养成，即对于音乐和美术的爱好”。“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到都市上来，工艺美术却扩大了我的眼界，而且爱好与认识，均奠基于综合比较。不仅对制作过程充满兴味，对制作者一颗心，如何融会于作品中，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术品都包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细而深”。“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小市民层生产并供给一个较大市民层的工艺美术，色泽与形体，原料及目的，作用和音乐一样，是一种逐渐浸入寂寞生命中，娱乐我并教育我，和我生命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的”。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