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我在浙江绍兴举办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递交了一份讨论鲁迅小说英文译本的论文。记得事后一些当地的记者问我们这些西方学者，为什么会对鲁迅及其作品感兴趣。尽管我们给出了各种理由，但当地的记者似乎只认可这样一点理由：阅读鲁迅的小说可以找到一条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捷径。这使我想起了我在澳大利亚所讲授的课程——“想象中、认知中的中国”(China Imagined and Perceived)，此课实质上是观照中西方差异下有关文学作品中东方主义形象的一种“展开”。课上我让学生读几段亚瑟·史密斯(Arthur Smith)189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中的篇章。这本书的流行并不是由于它公正地描述了中国人，而是由于若干读者以为它可以为西方人(实际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在中国的商人)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提供一条捷径。如此说来，我这篇文章将要讨论的歌剧也可以看作是澳大利亚观众(或至少那些做出回应的批评家)想象中可以理解当代中国的一条途径，另外如果说艺术的隐喻暗含真相，那或许更加确切些。 一个澳大利亚现代歌剧，取用一个不寻常的剧名叫《新鬼》(Fresh Ghosts)，于1997年11月27日在戏剧院首演，地点位于墨尔本圣科达(St Kilda)区前卫的“非百老汇”类型的场馆。这个海滩区以“非主流”文化中心而著称。歌剧《新鬼》在墨尔本和悉尼(舞台在悉尼新城区音乐剧院)两地上演，演出票每晚都销售一空。剧中演员大多数为中国人，用英文来演唱，但在舞台旁边配有明显的中文字幕。观众里中国人不少，但大多数还是白人。歌剧节目单的“卖点”即为整体的汉字：顶端用中文写“根据鲁迅的短篇小说《药》改编”，“新鬼”两个汉字在中部(一张图片上叠加一个六七岁小男孩的图片，他目光低垂，手里抓着正在安慰他的看似年轻母亲的手)，封面底端的文字是“英文演唱，配中文字幕”。歌剧配乐由著名作曲家于京君(1957年生于北京)创作，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1970年代末)和东京音乐大学(1980-1983)①，并于1988年夏天在美国马萨诸塞西部的探戈伍德音乐中心(Tanglewood Music Center)师从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汉斯·维尔纳·亨策(Hans Werner Henze)和奥利维·纳森(Oliver Knussen)。1984年他和一名来华学习中国音乐和语言的澳大利亚女孩结婚，这促使他移民澳大利亚②。 在“新鬼”开演之际，于京君已经“在日本、意大利、法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他的第二故乡)，获得了二十多个作曲奖项”③。然而这不单单是一个中国人的“离散作品”，源文本系“格伦·佩里(Glen Perry)改编自鲁迅小说《药》”，《药》首次刊登于1919年5月的《新青年》上。《新青年》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杂志④。这个小说被选编到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中，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篇著名的核心文本并被编入中国高中的语文教科书中。这是格伦·佩里的第一个剧本。舞台导演是道格拉斯·霍顿(Douglas Horton)，音乐总监是马克·萨默贝尔(Mark Summerbell)，舞台设计师是黛尔·弗格森(Dale Fergus on)，灯光师是艾弗特利·索罗博斯(Efteri Soropos)。一名来自墨巴音乐学院(Melba Conservatorium)的学生许英(音译)作为女中音饰演华大妈。胡海珊(音译)作为女高音饰演倩影(音译)(革命家夏瑜的情人)，那时她刚刚毕业于墨尔本维多利亚艺术学院歌剧工作室。谢琨饰演革命家夏瑜，他生于扬州，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然后在墨尔本大学维多利亚艺术学院学习，并且成为广受人们欢迎的“(旅澳)三大中国男高音”之一。男低音蓝晓明饰演刘氏，他曾在四川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男中音格雷·罗利(Gary Rowley)饰演了双角色(康氏和医生)，他是全剧中唯一的成年非中国人演唱者，之前曾在塔斯马尼亚学习和演出，于1990年加入维多利亚州立歌剧院。10岁的单大卫(音译)与马修·德盆哈(Matthew de Pehnha)共同饰演了华小栓这一角色。我们后来得知，单大卫“现年十岁，才18个月前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他的祖父母在他4-6岁时教他弹钢琴，目前他在韦弗利山小学合唱团演唱。”⑤ 小说中的一段情节发生在传统的绍兴茶馆里，但是剧中这个场景却转移到了香港或者海外某个有小推车的中国粤式茶餐厅里。全体演员和乐队都穿着制服、黑色裤子，红棕色上装的翻领口袋上戴有易于识别的白色星星徽章(让我想起了银桃子和“银柿子”徽章，鲁迅小说中阿Q的自我革命和纳粹让犹太人所戴的“羞耻的徽章”⑥)和领带(这就让我们想起旧中国长辫子，也许是暗指革命成功以后中国人剪辫子了⑦)。 这幕歌剧的名字是戏剧的关键(至少海外的中国观众是如此理解的)。“新鬼”取自鲁迅的一首旧体诗。此首写于1931年2月末的诗是用来纪念他的朋友柔石和其他年轻左翼作家的，他们于1931年被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龙华秘密杀害。对英语使用者来说，诗中的暗示并不明显，除非对193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上海有详细的了解。但是“鬼”这一字至少暗示了一种令人心神不安或给人强烈感受的死亡形式，而“新”字则表明了“刚刚被杀”。鲁迅很可能在刚刚得知柔石和其他左翼作家牺牲的当晚写下了这首诗，这些牺牲者后来被合称为“左联五烈士”。两年后，鲁迅在一篇悼念他们不幸牺牲的著名散文《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情感，他得知了他们被处决后：“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