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杂文之谜 杂文，是鲁迅倾力最多的写作，后期更是以几乎所有的精力投入；在其一生的创作中，杂文字数占约百分之八十。杂文又是鲁迅创作中最受争议的，对于其成就，肯定者给以很高的评价；否定者也不少，其生前就有论者对杂文是否属于文学提出质疑，更多人惋惜未能于占尽先机且出手不凡的小说创作竭尽全力。 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家百分之八十的创作是杂文，这个事实，使杂文是否文学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有趣的是，鲁迅生前说到杂文，往往语焉未详，话中有话，使杂文问题平添一种富有魅力的神秘色彩。 一方面，对于种种非议，每每在杂文集的序言或后记中提及，并略作辩解。如在其杂文写作初期的《华盖集·题记》中说：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① 将杂文称之为“短评”，并在字面上与“创作”分开。“创作”所指何为？是一般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若果如此，五四后公认的四大现代文体，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话剧)，难道“短评”不属于散文？所谓“短评”者，与“艺术之宫里”的散文，差别何在呢？ 在杂文写作中期的《三闲集·序言》中，又以“杂感”称之：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② 在后期的《且介亭杂文·序言》中又说：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前“第三种人”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③ 三段自述，正好分别处于其杂文创作的早、中、晚期，具有代表性。三段自述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对倾情所注的对象，命名上一直有些含糊，称之为“短评”、“杂感”，及后来偶尔直呼其为“杂文”，其中确有个变化的过程；二是自觉将杂文与惯常所界定的“艺术”、“文艺”、“文学”和“创作”拉开距离；三是一再强调“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情有独钟的态度非常明确，始终如一。 另一方面，杂文对于鲁迅，又是一个始料未及、不断发现的过程。《华盖集·题记》中说：“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里，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所写的还要多。”《华盖集续编·小引》中又说：“还不满一整年，所写的杂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么多了。”在编订完《且介亭杂文二集》写的《后记》中，鲁迅回顾道：“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发现杂文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其与杂文的缘分约定，是一步步确立的，是偶然，似乎也是必然。 可以看到，鲁迅言及杂文，大多是在自我辩解的语境中，不能说没有自信，处境却相当被动。换言之，他一直是在抵抗中守护他与杂文的缘分约定。所可注意者，鲁迅从来不说杂文是什么，只是强调其与所谓“艺术”、“文艺”、“文学”、“创作”等等不相干。通过否定性的言说来呈现对象，自是佛、道二家之所擅，莫非鲁迅继承了这一传统言说智慧？还是内有隐衷，难以说出，或说来话长，难以尽述？ 大作家如此钟情执意于区区杂文创作，确乎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谜，此谜非同小可，不仅关乎对20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文学家的评价，而且牵连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性理解，弥足重要，而又索解为难。 对鲁迅杂文的研究，前贤同仁已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对于理解“鲁迅杂文”现象，皆收启蒙发聩之功效。出于善情美意，论者多喜为鲁迅杂文之“艺术”的或“文学”的身份“正名”。历来对其文体特征的界定，就强调其“文学”和“艺术”的归属，瞿秋白认为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④，冯雪峰认为是“诗和政论凝结”⑤，后来研究者则归之为“侧重于议论性的散文”⑥；对于杂文文学特征的论述，大多聚焦于形象、类型、诗性、想象、情感、修辞、格式和语言等所谓“文学艺术特色”层面。 在接受美学的观点上，以规范的、普泛的文学和艺术标准来探讨鲁迅杂文之受普通读者欢迎的原因，原也无可厚非。然而，以作者意图视之，本无意于常规的“文学”与“艺术”标准，如何以此类标准视之？更为关键的是，从常规文学标准出发，无法历史地理解鲁迅与杂文之间的宿命般的联系，进而发现其中可能蕴藏的文学问题。 鲁迅杂文之谜，蕴涵着尚待挖掘的资源。值得追问的是，在谈到他人对杂文的非议的时候，鲁迅多表示对一般“文学理论”和所谓“艺术之宫”的不屑，这一否定之后，究竟潜伏有怎样的定见？是什么样的“文学”观念使他走向杂文的？杂文对于鲁迅，并不是一个预先的设计，而是一个不断发现自我的过程，那么，他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杂文的？其中有什么必然性？对规范文学标准的拒绝，显现了什么样的“文学性”？鲁迅杂文现象，展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性”的哪些隐秘特征？作为文学范式，又是如何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性”的意向性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