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5-0116-13 小引：缄默的师陀不再寂寞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河南至少贡献出四位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作家：两位诗人，即徐玉诺和于赓虞；两位小说家，即师陀和姚雪垠。新中国成立后比较活跃的则只有姚雪垠——由于《李自成》的巨大影响，也带动了他早年作品的重版和全集的出版；其他三人就无此幸运了。 即以师陀而论，这位出生在“忧天”之地(一说杞地在今山东潍坊)的河南人，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开封的河南一高上学，30年代初到北平以芦焚之名开始尝试创作，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活跃在新文坛上的知名小说家，以致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区有好几个无聊文人盗用芦焚之名在伪刊上发表作品，而芦焚本人则坚韧守望，绝不苟且。抗战胜利后他公开宣布弃用芦焚之名，而改署师陀，推出了系列小说《果园城记》和长篇小说《结婚》等，被誉为凤毛麟角、得未曾有的杰作。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师陀却不大赶趟而缄默自守，始终不凑任何热闹，直至1988年悄然辞世，只有三四部集子出版，学术界对他也就关注甚少。可在海外，却有人不忘师陀，例如，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就为师陀单辟一章，给予高度评价；这也反过来刺激了国内的学者，渐渐有人注意到了师陀的人与文，如，刘增杰、刘纳、杨义、钱理群诸先生就先后为文表彰师陀的成就。只是由于师陀大多数作品长期不得重印，人们很难读到，这自然迟滞和制约了对师陀的学术研究之进展。 真正改变这种状况的是《师陀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的出版。这套《全集》由刘增杰先生编校，于2004年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全集》皇皇八大巨册、约计350万字，收集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的师陀文字，并且严格按照文献学的规范，采用初版本或初刊本为底本，参考作者后来的修订本或修订稿，做了特别精心的异文校勘和文字校正，从而为广大读者和学术研究者提供了最为可靠的读本和文献。这在整个现代作家文集、全集的出版史上是率先的开风气之举。所以，这套《全集》出版后，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欢迎，赢得了学术界、出版界的好评，有力地推动了师陀研究的深入开展和文学史地位的重新评定——近七八年来，学术界研讨师陀文学成就的论文倍增，尤其是以师陀及其作品为题的硕士、博士论文明显增多，呈现出纵深开掘的良好态势，这些无疑都借助了《全集》出版的东风。 自然，编全集是很难毕其功于一役的，这套《全集》也难免有不完备处，所以，拾遗补充，亦势在必行。就在不久前，增杰师来示说，他正着手《全集》的补遗工作，这是让人颇感欣慰的好消息；增杰师也希望我把手头的佚文整理一下编入集中，这在我自是非常乐意的事。说起来，我对师陀作品的爱好，正是受了增杰师的直接影响。1983年秋，我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跟随任访秋、刘增杰、赵明三先生攻读现代文学，其时增杰师正致力于师陀研究，次年即有《师陀研究资料》出版，曾经赐我一本；1985年夏，师陀先生回访故乡，又是增杰师邀请他来河大讲学，记得是在5月的一天，就在10号楼一层的现代文学教研室，师陀先生给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学子讲学，他谦逊朴实的形象和谈吐，我至今记忆犹新，而他的讲稿即是收入《全集》第5卷的《我的风格》一文……正因为这些因缘，我一直比较关心与师陀相关的文献，而在《全集》出版之后，每当翻读旧报刊，常有师陀先生的文字出现，有些看似《全集》未收的文字，便顺手存留。如今应增杰师之命，把这些积存下来的文献略作整理，以供补遗。《争斗》由裴春芳同学校勘，其余一部长篇和三个短篇，由清华研究生黄艺红、李雪莲同学录入，她们也提供了初步的校勘意见，我补录其余并校订了全部文稿。校订过程中也有些考辨与随想，在此略为述说，算是献给母校百年诞辰的一点小小礼物吧。 一、“一二·九”三部曲之聚合：《争斗》的发现与《雪原》的补遗 在这些辑录的文字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长篇小说《争斗》的发现和《雪原》的补遗。 《争斗》的两个部分，是裴春芳同学和我分别发现的——大概是在2007年的冬天吧，裴春芳同学在阅读1940年的香港《大公报》时，发现了连载于那上面的芦焚长篇小说《争斗》7章，觉得可能是散佚集外之作，于是录呈给我看，而我稍前些时候也偶然发现了芦焚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两章，以《无题》之名发表在1941年7月15日“孤岛”上海出版的《新文丛之二·破晓》上。稍读这两个部分，即不难发现它们在主题和情节上颇多关联，很可能是同一部长篇小说的两个部分，因此，我嘱咐裴春芳同学抽空一并过录，仔细看看是不是同一部小说。随后，裴春芳对《争斗》和《无题》的校读，确证《无题》就是《争斗》的另外两章。现在就将这两部分接续起来，统一以《争斗》为题，可惜的是这部小说并未写完。 另一部收入《全集》的长篇小说《雪原》只有9节，也是未完稿。不过，我在2010年7月的一天偶然翻阅《学生月刊》，发现该刊竟有11期之多，而从第1期到第11期都有《雪原》在连载，并且最后的第11期也明确标示《雪原》连载已完。这使我不禁有点怀疑《全集》所收《雪原》或者有所遗漏也未可知。于是核对一番，果然《全集》只收录了第1期至第6期连载的前9节，而遗漏了第7期至第11期连载的后9节。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遗漏呢？这当然不是刘增杰先生粗心或偷懒，问题可能出在馆藏的局限上——该刊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里藏有前6期，而在它的出版地上海的上海图书馆则并无藏存，刘先生显然是据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复制过录的，自然只能录出前6期连载的前9节了，而他限于条件，无法找到其他各期，甚至有可能以为此后未必续出了。其实，保存该刊最完整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共有11期，而中美合作的“大学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数据库即所谓“百万册图书”网上，也完整地收录了这11期杂志的扫描件，我就是通过这个数据库看到《学生月刊》的。但河大没有购买这个数据库，刘先生自然无法看到了，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也建议河大领导能够下决心购买这个数据库，那对现代人文历史研究将会提供极大的便利。 回头再来看《争斗》和《雪原》，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事实上它们乃是师陀计划创作的旨在反映“一二·九”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部曲中的两部，而由于这两部长篇小说一直未出单行本，《全集》也只收录了半部《雪原》，研究者大都是第一次看见，也就不免疏忽了师陀当年的这一雄心勃勃的创作计划。其实，晚年的师陀对此有不止一次的说明。比如在他所写的两份自传里，就一再说及。一则曰“《雪原》(这是应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编杨刚之约，以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为题材的三部曲，后因香港沦陷于日寇之手，《大公报》停刊，仅写成一部半)”。①再则曰“上海沦陷其间……应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编杨刚之约，写过以‘一二·九’北京学生运动为题材的三部曲《雪原》(后因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大公报》停刊，仅写完一部半)”。②由于年月过久，关于这个三部曲各部的题目和完成情况，师陀晚年的记忆不甚准确，但他计划创作关于“一二·九”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并且至少已写出了这个三部曲的一部半，现在看来确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