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12)07-0112-06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60多个年头，有必要对当代文学史叙事进行反思和梳理，有必要对文学史叙述观念进行调整和整合。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可以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十七年文学”加“文革文学”，下篇新时期文学。上篇以1949年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为发端，以“革命性”为显著特征，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及至十年“文革”，文学则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组成部分，一体化的体制对文学形成束缚和禁锢。下篇以“文革”结束为契机，“伤痕”、“反思”、“寻根”等文学高潮迭起，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交相辉映，思想解放促进了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能量的释放。在这里，可以看到文学史叙事的节点上生长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本或事本：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班主任》，揭开了文学史叙事的转折；1979年第4期《上海文学》刊登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是向文学史“革命性”叙事的告别；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则标志着文学史叙事的整体转型。 由“革命性”向“启蒙性”的转型，在当代文学史叙事中是一个大转折，但是，如果将其置于“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则呈现出交错更迭的叙事样态。并且，若单单去关注从“革命性”到“启蒙性”的转折，传统的知识参照似乎不算局促，二元对立的分析也不陌生。问题在于遭遇“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语境中的交错更迭的叙事结构，原有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显然不能适应。这里的根本是文学史叙事存在着焦虑，焦点在于如何保持有效性。比如，对于从五四到延安的文学史叙事所发生的转折，“新民主主义论”提供了文学史叙事的有效性保障，为阐释文学形态的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这一理论所具有的时代内涵显然难以解决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所带来的叙事焦虑。不仅如此，单单说明“文革”十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出现的拐点并不难，难的是既要厘清这个拐点的性质和特征，又要将其置入我们下面所讲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使其成为有机构成部分。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的上篇，顺承现代文学“革命性”叙事，更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赓续；下篇新时期文学的“启蒙性”叙事，则承接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与上篇的顺承不同，下篇“人的回归”、“文学的回归”的回溯，是与五四新文学的一种对接，上跨了半个多世纪。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呈现为桥式构架，断断续续一个世纪的文学流程既有传承性的内在关联，也有断裂性的叙事更迭。仅用“革命性”与“启蒙性”的二元对立，或仅用“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都难以整体把握长达百年的中国新文学，难以解析中国特有的文学史叙事桥式结构。文学史叙事期待新的视野，期待新的理念以突破现有叙事盲点。1985年第5期《文学评论》发表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堪称应运而生，是中国文学史叙事观念变革的一个标志性文本。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史叙事观念的确立，意味着文学史叙事理念的嬗变以及叙事规约的嬗替。因此，对同一个文学史事件，便出现了文学史叙事的交集，也使得文学史述体时空与文本时空的关系随之悄然变化。比如，对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83年9月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用了近三千字的篇幅叙述这一历史事件，并予以高度评价：“第一次文代会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新起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P34-35)其中，对其历史的意义就用了近千字加以阐述。而在2010年9月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第一次文代会”只被置于“海峡两岸两个文学战线的形成”的话语空间，作了一千字的写实性叙述，意义的阐释也对应于“海峡两岸两个文学战线的形成”，仅用了一句话：“从这时开始，一个统一的文学战线在大陆开始形成并诉诸于文学实践。”[2](P4)两部颇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所采取的叙事视角及定位的变化，折射出的是与时俱进的文学史叙事规约的嬗替：前者体现了“革命性”文学史叙事规约，后者体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史叙事规约。倘若固守前者的规约，则会使当代文学史的叙事囿于封闭式结构，无法贯通也无从解释当代文学自身从上篇到下篇所发生的嬗变；只有认同并实践后者的规约，才能以开放性的视野关注和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特有的桥式叙事结构，从而建构文学史叙事的整体性，并包容其间的复杂性。而二十世纪文学史叙事规约的灵魂就是现代性。“我们设想，从总体上把握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只有选择‘现代性’这个概念，以此作为一个基本视点，贯穿于二十世纪的文学历史。从这里透视那些发展的脉络，那些断裂意指的剧烈变革，那些不断更新的动力所标示的趋向。”[3](P3) 在安东尼·吉斯登看来，非延续性或者说断裂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性带来的生活形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可知的社会秩序的轨道。”[4]一旦文学史叙事在现代性的导引下走出进化论的遮蔽，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呈“断裂”状的一个个节点：“五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文代会”、“天安门诗歌运动”等等。 五四文学以前所未有的形态发生的断裂，既体现了与传统文学思想体系的决裂，也体现了对传统文学表现形式的挥别。正如胡适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1935)所写的“导言”说的那样：“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命。”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节点上，“启蒙性”与“革命性”发生断裂，“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取代“个性解放”的诉求，宏大叙事取代个人叙事。而“工农兵”不仅是一个文艺新阶段的符号，也是政治的、阶级的符号，由此确立了文学与政治的特定关系，并建构起革命性的“一体化”文学体制，与此同时，也摒弃了“言必称希腊”的倾向，倡导“民族化、大众化”，开一代文风。“第一次文代会”作为叙事节点，对“工农兵文艺”而言似乎是范围的扩大(从延安到“中华全国”)，其实，对于从“国统区”走过来的文艺，未免不是一种“断裂”。如果说“第一次文代会”促进了“工农兵”文学史叙事，堪称一路高歌；那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恶性膨胀，也将文学史叙事推向“文革”的崩溃。之后，“天安门诗歌”如惊涛裂岸，“新时期文学”挟着激愤之情汹涌而至，文学史叙事揭开“人的回归和文学的回归”的新篇章。这不仅是对五四文学“人的文学和活的文学”的简单回应，《班主任》“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也不能简单地解读为《狂人日记》“救救孩子”呐喊的历史回声，因为现代性的地基已经在完成共和国创建大业之后高高隆起，华文文学和全球化文学已经将文学现代性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呈现的文学史叙事的桥式结构，既有中与西、古与今的立体交叉，也有从五四到新时期、从延安到新中国成立后27年的纵横交错，其间，“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盘绕纠结尤为突出。这样，“断裂”成为把握文学史叙事的一个枢纽，也是解读文学现代性的契合点。
